 《当代艺术与投资》：你曾说自己在“农民达芬奇”展览里既是艺术家又是策展人，你觉得自己在展览中的角色是策展人的成份多一些，还是艺术家所占的成份多一些？ 蔡国强：当然是艺术家。展览开幕后无论好坏，大家都会把账算到艺术家头上，最终还是得由艺术家来埋单。 《当代艺术与投资》：那么展览中的农民达芬奇们是艺术家，还是作品的一个部分？ 蔡国强：当然是艺术家，这些农民就是艺术家。 《当代艺术与投资》：同样都是艺术家，你觉得你和这些农民达芬奇们的区别在哪里？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们做出了发明创造，我把这些素材组织成一个展览。 《当代艺术与投资》：这些农民达芬奇和真正的艺术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蔡国强：相同点是，第一他们都有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全人类都共通的。第二他们都有相似的目标，就是要创造，要制作一个东西出来。不同点是，艺术家要在美术馆或相似的地方工作，制作作品或参加展览。但农民是在天底下制作他的飞碟或者飞机，最终是要让它们飞起来。 《当代艺术与投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种区别同美术馆等等艺术体制有关？ 蔡国强：关于艺术体制的问题有些复杂，我本人有很多作品和活动其实也是在体制外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一定与体制有关。 《当代艺术与投资》：在展览以前，你曾有两年多时间走访中国乡村寻找这些农民达芬奇，寻访的过程是否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蔡国强：当然。寻访的过程也有一个纪录片留下来，我希望通过媒体把展览的理念，把这些农民发明家的故事，以及个人的声音如何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得到表达途径和引发反应，把这些问题放射到整个社会中去。所以这次展览的标语蔡会写的很大，才会在外滩的震旦大楼上用大屏幕在播放“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当代艺术与投资》：“农民达芬奇”接下来会有全球的巡展吗？ 蔡国强：我们有这个想法，但现在还仅仅是一个愿望，最终还要看各方协调的进展如何。 《当代艺术与投资》：如果巡展的场地不在中国，展览内容会做什么调整？ 蔡国强：调整肯定是会做。但至于如何调整还是到时候看情况决定。 《当代艺术与投资》：“农民达芬奇”的方法和理念，和孙原、彭禹的“农民杜文达的飞碟”在方法和理念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 蔡国强：我和他们的相似之处，是我们都关注到一些并不是艺术家所做的东西；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的作品是放在威尼斯双年展这样一个现代艺术的国际展览上，而我的展览则放在一个没有国界和区域限制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博览会的背景中。 《当代艺术与投资》：没有入选参展的这些农民达芬奇中，有什么作品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蔡国强：有一位前农民，说他是前农民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城市的户口。这位前农民用机械制造了一个吸尘器，在马路上推过去的时候就会自动吸走地上的垃圾，不需要用电。这个我感到很有意思。 《当代艺术与投资》：在展览酝酿和准备的过程中你曾经同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一起工作，请问他们的意见对展览最后成型有什么作用？ 蔡国强：请教这些农民问题的学者是因为我本人对这些事情的接触并不像他们那样深入。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和状况，我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些专家和学者给我很多帮助，让我能够知道一些历史情况，认识一些由农民身份在这个国家引出的现实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