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亚璇：您刚才说每四年政府就会对这个电影节做一次评估，89年以后，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政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电影节的吗？尤其是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在改变，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也在改变，刚才您提到HBF基金来自于政府的资助，那政府对于电影节，以及基金的态度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吗？ 葛文：你说的对。我想对于电影节的态度，我们只要做得成功，计划完成，它就不会有改变。但是对于HBF基金，它是外交部设立的，情形就不太一样。当然，世界在过去20年发生了变化，有些国家过去很穷现在发展了很多，这些都对外交部的工作产生了影响。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这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名单，叫做“黑名单”——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叫法。它是一个穷国以及更穷国家的名单。政府想要HBF基金主要针对那些最穷的国家。这个主意很不错，把钱给最穷的国家。问题是，这些最穷的国家有时候甚至没有电影，没有电影院，没有电影工作者，尤其是非洲的一些国家。许多非洲国家没有电影，只有很糟糕的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些在尼日利亚制作的，DVD发行的肥皂剧。因此对HBF基金来说，它的宗旨是支持在电影艺术上年轻的有创意的作者，我们必须找到方式来应对政府的这种压力，去考虑第二级名单，或者第二级还不是很富裕的电影国家。 我们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寻求其它赞助商，而不止是政府资金，比如西方世界以外，对电影感兴趣的私人赞助商。我想我们在寻求其它赞助商方面还是很成功的。问题只是我们没办法在这些很穷的国家找到足够多的有意思的电影（项目）。我们需要合理地把钱花出去。（所以第二点）我们所做的是，除了资助电影项目，我们也把一部分基金给到教育项目，影展计划，或者这些很穷国家的特殊项目。有时候在这些国家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影像作者，他们用录像工作，只是不是电影工作者，而是录像艺术家。在这些贫穷国家我们试图将工作领域拓展得更开阔一些。每年我们可以花的钱大概是100万到150万欧元。对于中国的（电影）状况，它也产生了影响。 张亚璇：我印象中柏林电影节有一个电影基金，也是一个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基金，但中国是不列在可申请国家之内的，不知道对于鹿特丹，中国现在在这个名单的哪一级？ 葛文：我想是第三级，但还是在上面。只是如果我们只把钱给中国作者，我们有问题了。 张亚璇：HBF基金确实是对中国独立电影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电影节基金，可以说中国独立电影的成长跟它是分不开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始终关注年轻导演，给他们资助。尤其几年前，我忘了是哪一年，在常规的前期，后期，发行等资助项目之外，又单独设立了数字电影一项，可以说非常及时，很多小成本的中国独立电影就是用这个钱拍出来的。曾经听葛文先生说过，这个想法最初是他跟基金会提出的。您能讲一下当初是怎么有的这个想法，以及这个项目设立以后它的成绩么？ 葛文：并不是我们把数字电影加入到我们支持的项目当中。情况是，最初我们只是泛泛支持电影项目，然后基金会意识到只给电影制作提供一些发展阶段的资金并不是十分有效。于是我们决定把钱给到两个阶段，一个是剧本发展阶段，帮助电影作者创作剧本；另外的可能是申请后期制作资助。因为一旦拍摄完成或即将完成，最后一个阶段可能会非常困难。然后我们又了解到在非西方国家，数字电影制作的方式（跟以前传统电影的拍摄）非常不同。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纳入一项特别申请。要申请数字电影制作基金，数额是两万欧元，整个电影预算不能多于十万欧元。可以举一些例子都哪些导演得到过这个基金。从它最初建立，得到过这个基金的中国导演有王小帅，何建军，张元，晚一点还有娄烨，贾樟柯，王兵，最近的数字电影基金有王兵，彭韬，刘伽茵，应亮……早年间我们还从中国私下运出一些35毫米胶片，（帮助导演）在荷兰完成后期。但我现在还是不会告诉你们是怎么运的…… 张亚璇：也许我们可以下次专门做一个讲座关于这个话题。 葛文：你来荷兰我就可以告诉你。 张亚璇：我还想请葛文先生谈一谈电影节主席在电影节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鹿特丹电影节来说，选片人和主席之间的选片机制是怎样的？因为每一年报名的影片应该是非常多，可能是几千部，你们如何通过团队的工作来筛选出需要的电影？ 葛文：可能5000部？也包括短片。主席的角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主席在如何为电影节塑形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想法。现任主席有来自艺术界的背景，他不是电影策划人或影评人，而是来自艺术机构的策展人。所以他跟以前的主席有点儿不一样。他对于事情如何运作非常感兴趣，具体的选片基本上就由选片人来决定。但当然他也看电影，他对于他要把什么样的电影纳入到这个电影节里面有想法，他是以这种方式参与选片和策划。 另外一个问题是，选片工作如何进行？我就坐在你坐的地方，前面有个电影屏幕；我也看很多dvds，我的同事们也是。我们旅行，跟作者会面，我们收到更多的dvds和电影，我们看更多，开始列出一个单子。有时我们立刻（跟作者）说来鹿特丹吧，有时你觉得这个电影很有趣，但还要等等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一个阶段接近尾声，我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对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会有一个粗略的看法，对某个地区我们可以选多少部片子；也要（在数量上）平衡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些电影和还没在其它地方放过的新电影。我们就是这么开始工作。它并不总是根据个人趣味。有时有个东西我觉得有意思但个人并不是很喜欢，我把它给一个同事看，他可能会更感兴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电影我们会立刻说行？怎么决定立码儿要邀请的电影？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在这个电影节第一任主席的传记里，他说，“不是我在看电影，是我的肚子在看。”我没有一个很大的肚子，他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