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璇：每年大概看多少部电影？ 葛文：我不知道，多多少少……可能600部？不包括很多我开始看但没看完的片子。 张亚璇：我还是想进一步地问一下，您如何看待电影节主席和选片人的权力？ 葛文：啊，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主席就是主席——他是老板。但是在荷兰我们不是很喜欢权威。我喜欢我们的主席，但他不是一个有权威感的人物。可能在过去这些年里，鹿特丹只有过一个很有权威感的主席，你得这样做，你得听我的，背后别议论……他只在鹿特丹待了两年，现在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他非常聪明，是一个不错的电影节主席，他给鹿特丹电影节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但他的方式很难和荷兰文化融合。现在主席和选片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民主。 张亚璇：那您个人对于选片人的权力有什么感受？ 葛文：我不想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力，我不喜欢权力的概念。它是一种责任，我们最终得要在其位谋其政。有时候你会觉得无能为力，因为你想选入更多你喜欢的电影，但是这种对电影节的责任要求你不能纳入更多的电影，如果它们不是对整个电影节（片目构成）有好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优秀的影片之间会互相竞争，争取来自媒体，观众以及国际专业人士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选5部中国电影好于选20部，可能对中国来说，这一年很不错，但对于参展的影片，最好少一些（同类）电影竞争。因此限制影片数量是选片人的责任和权力。有时这真的很困难。 张亚璇：葛文先生可能是在座的所有人当中，最资深的中国独立电影观众。我想听他谈一下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印象， 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独立电影的看法。 葛文：我不能说自己是中国电影的专家，但是我可能比你们在中国看到过更多的中国独立电影，确实我也收集了很多dvd。 总得来说，中国独立电影制作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很多独立电影作者，他们对这种发展表达自己的看法。很好的事情是，这些作者不是去展现那些中国梦，城市之梦，光鲜的一面，新媒体或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梦，他们也呈现负面，那些不能活在这个梦里面的人生存的现实。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大体上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区分中国电影，其中之一是纪录片和剧情片。我个人觉得在过去20年里，全球范围内很多有意思的电影，它们的作者都完全忽略了记录和剧情的区别，比如90年代的伊朗电影作者，混合了两者的形态，并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框架，但仍然在其中寻找现实。 在中国，贾樟柯是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最能做到游刃有余的人。比如《三峡好人》是一部纪录电影，然而其中纪录片的元素实际上是虚构的。你也可以在许多其它地方看到这种事情，很多有意思电影作者在同样的事情上有共鸣。 我想数字电影制作在中国开始于剧情电影，但最近更有意思的作品多是纪录片。我写了一些可能不太确切的东西，毫无恶意，是对中国独立剧情片一个很简短的定义，我首先要为此抱歉，因为很多这样的剧情片我非常喜欢。是这么说，“一部非常慢，用固定镜头拍摄（的影片），呈现了即将死去的人的悲惨生活，配上很差的声音和难以理解的字幕。” 当然很多此类电影都是很好的作品。但花些钱提高声音质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在国际上发展你的职业生涯，还要花钱把字幕做好。 很难对中国独立电影泛泛而谈，因为它们各各不同，但大部分独立剧情片跟纪录电影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非常关注社会结构，这一点远比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泰国，韩国更突出。实际上有更丰富的电影，很多关于个人经验，它们往往联系着个人在一个更大社会里的位置。很少看到一部中国独立电影主要关注个人问题和事物。我不是很确定中文里“政治”这个词的经典语词意义，我会认为所有这些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的，只是在主流中国电影当中，有些电影也是政治的，其表现在于否认社会结构。 但它们全都要处理一个对电影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大的命题——如何呈现现实？你可以展现一些事实，但它跟现实有联系吗？对于一个电影作者，如何通过电影重建观者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当今电影面临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被太多图像，电影，以及来自于二者的经验淹没，以致于和现实脱离了联系。重建这种和现实的联系是作者的一种责任。它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 这些都太深奥了，不是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