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的“随”和漫画的“漫”,这两个字下得真轻松。看了这两个字,似乎觉得作这种文章和画这种绘画全不费力,可以“随便”写出,可以“漫然”下笔。其实决不可能。就写稿而言,我根据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创作———包括随笔———都很伤脑筋,比翻译伤脑筋得多。倘使用操舟来比方写稿,则创作好比把舵,翻译好比划桨。把舵必须掌握方向,瞻前顾后,识近察远,必须熟悉路径,什么地方应该右转弯,什么地方应该左转弯,什么时候应该急进,什么时候应该缓行;必须谨防触礁,必须避免冲突。划桨就不须这样操心,只要有气力,依照把舵人所指定的方向一桨一桨地划,总会把船划到目的地。我写稿时常常感到这比喻的恰当:倘是创作,即使是随笔,我也得预先胸有成竹,然后可以动笔。详言之,须得先有一个“烟士比里纯②”,然后考虑适于表达这“烟士比里纯”的材料,然后经营这些材料的布置,计划这篇文章的段落和起讫。这准备工作需要相当的时间。准备完成之后,方才可以动笔。动笔的时候提心吊胆,思前想后,脑筋里仿佛有一根线盘旋着。直到脱稿之后,直到推敲完毕之后,这根线方才从脑筋里取出。但倘是翻译,我不须这么操心:把原书读了一遍之后,就可动笔,逐句逐段逐节逐章地把外文改造为中文。考虑每句译法的时候不免也费脑筋。然而译成了一句,就可透一口气,不妨另外想些别的事情,然后继续处理第二句。其间只要顾到语气的连贯和畅达,却不必顾虑思想的进行。思想有作者负责,不须译者代劳。所以我做翻译工作的时候不怕旁边有人。我译成一句之后,不妨和旁人闲谈一下,作为休息,然后再译第二句。但创作的时候最怕旁边有人,最好关起门来,独自工作。因为这时候思想形成一根线索,最怕被人打断。一旦被打断了,以后必须苦苦地找寻断线的两端,重新把它们连接起来,方才可以继续工作。近来我少创作而多翻译,正是因为脑力不济而“避重就轻”。
这时候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生活情况:屋子小,没有独立的书房。睡觉,吃饭,工作,同在一室。我坐在书桌旁边写稿,我的太太坐在食桌旁边做针线。我的写稿倘是翻译,我欢迎她坐在这里,工作告段落的时候可以同她闲谈一下,作为调剂。但倘是创作,我就讨厌她。因为她看见我搁笔不动,就用谈话来打断我的思想线索。但这也不能怪她,因为她不知道我写的是翻译还是创作,也许她还误认我的写稿工作同她的针线工作同一性状,可以边做边谈的。后来我就预先关照:“今天你不要睬我。”同时把理由说明:我们石门湾水乡地方,操舟的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停船三里路”。意思是说:船在河中行驶的时候,倘使中途停一下,必须花去走三里路的时间。因为将要停船的时候必须预先放缓速度,慢慢地停下来。停过之后再开的时候,起初必须慢慢地走,逐渐地快起来,然后恢复原来的速度。这期间就少走了三里路。三里也许夸张一点,一两里是一定有的。我正在创作的时候你倘问我一句话,就好比叫正在行驶的船停一停,我得少写三行字。三行也许夸张一点,一两行是一定有的。我认为随笔不能随便写出,理由就如上述。
漫画同随笔一样,也不是可以“漫然”下笔的。我有一个脾气:希望一张画在看看之外又可以想想。我往往要求我的画兼有形象美和意义美。形象可以写生,意义却要找求。倘有机会看到了一种含有好意义的好形象,我便获得了一幅得意之作的题材。但是含有好意义的好形象不能常见,因此我的得意之作也不可多得。记得有一次,我在院子里闲步,偶然看见石灰脱落了的墙壁上的砖头缝里生出一枝小小的植物来,青青的茎弯弯地伸在空中,约有三四寸长,茎的头上顶着两辦绿叶,鲜嫩袅娜,怪可爱的。我吃了一惊,同时如获至宝。因为这美丽的形象含有丰富深刻的意义,正是我作画的模特儿。用洋洋数万言来歌颂天地好生之德,远不及用寥寥数笔来画出这枝小植物来得动人。我就有了一幅得意之作,画题叫做“生机”。记得又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位当医生的朋友,走进他的书室,看见案上供着一瓶莲花,花瓶的样子很别致,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尺来长的一个炮弹壳,我又吃一惊,同时又如获至宝。因为这别致的形象也含有丰富深刻的意义,也是我作画的模特儿。用慷慨激昂的演说来拥护和平,远不如默默地画出这瓶莲花来得动人。我又有了一幅得意之作,画题叫做“炮弹作花瓶……”。我的找求画材大都如此。倘使我所看到的形象没有丰富深刻的意义,无论形状色彩何等美丽,我也懒得描写,即使描写了,也不是我的得意之作。实在,我的作画不是作画,而仍是作文,不过不用言语而用形象罢了。既然作画等于作文,那么漫画就等于随笔。随笔不能随便写出,漫画当然也不得漫然下笔了。
1957年1月18日于上海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