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我接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接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其间我已经做了10年的美术学院院长工作，现在也还在继续做着。在世纪之交先后交到我手上的这两个美术学院，都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中最宝贵的财产。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到了必须高速发展的阶段，否则就会拖整个国家发展的后腿。跟上急剧变化的国内外高等教育形势，迎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这是历史性的任务。但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是重重的困难与矛盾。首先是经费不足。更让人无奈的是体制陈旧，大锅饭机器运转不灵。我们的体制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业绩与各级责任人的个人利益挂钩挂得很松。所以整个操作系统的运转，好像说来人人都是主人，实际上呢就是谁也不是主人；好像说来人人都有责任，实际上呢谁都不负责任。我知道做校长常规的做法是上面有什么文件，就用好这个文件，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我也知道，常规的做法只能有常规的效果，只有超常规的发展才能在这两所美术学院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实际上这是这两所学院自创办以来变化最快，规模最大的第二次创业，宏观地看，对这两所美术学院真是意义重大。所以，我仍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在接手中国美术学院的时候，学校正处在矛盾重重、人心涣散的半瘫痪状态，经济上亦因进出口公司的脱钩而十分困难，附中的新校舍就有很大的资金缺口。按照常规的做法，这个时候不能去搞大发展，因为风险太大。但是让我感到深深忧虑的是：这所有着70年历史的名牌学校，如何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站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前列？为了学校的发展，我一反常规地展开了若干个大动作。在从上到下的不解和疑惑中，启动并最终完成了南山路校园整体改造工程，钱江南岸的过渡校舍等，国家投资3亿2千多万元。那段时间，我为了争取立项、资金等光是跑北京找国家计委和文化部的领导汇报工作就有五十余趟。为了发展设计教育，我在纠结的利益矛盾中将中国美院原有工艺美术系成功地分为视觉传达、工业设计与陶瓷、染织与服装、环境艺术四个系。收并了浙江省工艺美术学校，创办了综合绘画工作室，建立了书法系。还冒着被上级领导批评的风险，创办上海设计艺术分院，创建了全国第一个董事会领导下的分院院长负责制，实行了全新的管理模式。为了建造全新的校舍，我亲自跑了许多地方选址，最终在上海浦东张江开发区建成了一片白色的新校舍。 2001年我到北京接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时，人生地不熟，按照常规也不能有大动作。但是当时的形势是，我国高教事业已经进入跨越式发展的中期阶段，而中央美院还是一个总数只有700多学历生的单科院校。是为个人利益保险起见，按照常规做法去做；还是抢抓跨越式发展的最后机遇，加速发展，使中央美院在短期内建构一个能够面向未来的新的学科结构？我当然选择了后者。我们审时度势，看准学院发展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运筹整体布局，果断决策，迅速而细心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了发展的超常规高速度。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将原有的七个系九个专业扩展为七个分院二十五个专业，将中央美院建构成造型学院—中国画学院—设计学院—建筑学院—人文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美术学研究所的学科板块。同时，继承和发扬这所学校深厚的学术传统，我将中央美院在全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学术研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和价值体系，作为中央美院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 在这10年当中，为了学校发展的根本利益，我常常是几件甚至十几件事情齐头并进。而且为了确保事情做成，做得高质量，而且不出大的纰漏，凡是风险大的事情或者风险大的阶段我自己都是事必躬亲，亲自去在各个关键环节上，亲自操作，亲自督战，时时刻刻把握着进度，把握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直等到风险过去，大势已定，有把握了，我才会把工作移交给副手。这10年当中，一件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做过来的，也为此付出无穷无尽的辛劳、代价，承但了巨大的责任和精神压力。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晚一个离开办公室，一年到头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连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也在工作。而其中，95%的时间都在为学院为国家工作，只有5%的时间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创作。 在常理看来，我这样做很愚蠢，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工作干劲简直是疯子，或者一定是有什么个人利益在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能脱开点个人的视角的话，就会看到在20世纪的历史上，不仅有蔡元培，还有办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的李瑞清，还有创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经亨颐等等很多人，他们这种办学校的热情和责任感是来自于一种宏观的目标，完全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在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当中，这样一种浪漫的理想和勇于牺牲的激情是很容易被磨灭的，这也让我感觉到单刀独立挑战现代体制的悲壮。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在总体上还不想放弃这种努力，我还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实验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