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语言学家而言，他们关注表述与言语行为理论，已经强化了如下事实：某些语言成分，平行于它们熟悉的意义和指示的传统功能，通过明确言说主体的各自位置或者形成某些情境结构（经典的例子是宣布“学期开始了”的校长，这样，学期确实开始了），能够获得特殊的语用效果。但是，这些语言学家已经断定，他们必须将他们发现的意义限定在他们的专业化记录（register）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第三种“存在主义化的”功能——他们强调了这种功能，从逻辑上讲，应该意味着与结构主义的控制明确分裂，不过语言学家继续迫使语言限定在这种结构主义的控制之中。 这并非按理说是语言能指占据了资本主义主体化已经提供给它的高贵位置，因为它为其普遍化对应物的逻辑提供了基本支撑，它形成了关于权力抽象价值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学。其他政制能够“管理”世界事务，这样从其关于块茎（rhizome）的超验位置上能够颠覆能指，而块茎则是由象征-意指的极权编织成的，以媒介为中介的权力的现行霸权就根植于这种象征-意指的极权之中。但是这些政制肯定不会通过自然发生说诞生的，相反，它们将会在新的分析、审美和社会实践的交叉点上被建构和培育，这些实践不能由后现代主义自发性轻易地提供给我们。 这些新的主体化实践出现于后媒介时代，将由通讯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一致性重新占用大大地推进了，它们逐渐地使如下情况成为可能：1.提出集体协议和互动的新形式，最终实现民主的再创新；2.经由机器的个人化和微型化，经由表达的机制上协调方式的重新特异化，人们可以在这种联系中假定，最令人惊叹的前景将会由数据库向网络扩展的趋势提供的；3.“存在论方法”的无限增多使之有可能同意改变创造性领域。 我们最后指出，后媒介经营者的去中心化和主体自主化并不等同于退步，也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释放类型。未来的后媒介革命将不得不由那些少数群体导向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今唯有这些少数群体仍然认识到了对人类来说具有致命危险的哪些问题：例如世界饥荒、不可挽回的生态恶化、大众媒介对多样主体性的腐化。 至少这是我所期待的，我的粗陋之言也是你们努力所寻求的。如果未来没有遵循这些路径发展，那么它将不可能比目前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持续得长久。 （董树宝 北方工业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