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他们是画家、建筑师，还是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一致相信，今天艺术和社会实践所经历的危机只会导致对任何大规模的社会事业的终结性拒绝。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关心我们自己的“后院”，最好与我们当代社会的习惯和习俗相一致。不要惹麻烦了！只要亦步亦趋于宣传活动和调查所调节的艺术与观念市场就好了。 但是，社会体（socius）简化为语言的事实，这些事实反过来简化为二元的或“数字化的”意指链，这种观点源自哪里呢？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没有表达新思想！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直接与结构主义的现代主义传统保持一致，对人文科学的影响似乎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系统化最坏层面的“遗留物”。我认为，粘合这些学说的秘密纽带来自于隐秘的关系——以简化论的构想为特点，二战后是由信息论和新控制论研究传达的。每个人一再提及了新的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些技术如此迅速地发展，如此欠佳地掌握，以致它们将我们远远地抛在了现象学研究之后，而现象学研究本来是先于它们的。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基本常识上，只是孕育着含义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具体的社会装置（assemblage）——不要与美国社会学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相混淆，它只是反映了选举通票的经济学——质疑了比语言运用更多的东西：例如，行为学和生态学的维度、经济符号学成分以及审美的、身体的和幻想的成分，这些不能简化为语言符号学；此外还有各种非物质的参照物宇宙，并没有轻易地接入主导经验性的坐标之中…… 后现代哲学家徒劳无功地围着实用主义研究绕圈子，他们仍忠于结构主义者关于言语与语言的构想，这种构想不允许他们在无意识、审美和微观政治问题的形成中清楚地表达主体性因素。尽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谈论后现代主义，这种观点并没有美化哲学的名声，因为这只是一种普遍的心灵状态，一种公共观点的“条件”，这种公共观点只是凭空捏造了真理。例如，为什么花费时间为社会体不一致性理论提供严肃思考的支持？难道目前普遍存在的大众媒介不能充分地证明这样的事实吗？事实上，如若没有任何明显的抵制，任何社会联系都能代替资本主义能指生产的去特异化和幼稚化水准。按照“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这句熟悉的拉康名言能够为这种新的非承诺伦理充当警句。因为这确实就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但是，只可惜没有什么事情着实令人喜悦的，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思考的。反而，问题应是：我们如何逃离这种绝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