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冰峰：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讨论下《有种》项目？请介绍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组织、策划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和过程。 张元：前年，我把自己过去，九十年代拍摄的一些图片，也包括电影的部分截图做了一些影像平面作品，像1993年拍的《广场》，1999年拍的《疯狂英语》，还有跨越了七、八年时间拍摄《金星》，从他的变性手术开始，一直到过了几年成为一个女人，以及建立家庭之后，她的个人生活故事。 还有像1991年拍的崔健的录影带的一些图片和截图。开始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是一年前，在与馆长杰罗姆，及晓彦、小晖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希望我们做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有几个选题，最后选了这个《有种》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过去《北京杂种》的概念，当时我关注的是那些不在体制内，也不在机关里，还能够生存的摇滚乐手、艺术家，还有所谓在社会上“混”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生存的。我从这种角度上开始一个新的构思，我想知道，今天的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怎样构思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虽然现在我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但是我想回头去看，当初我们在拍《北京杂种》那个年龄时候的这些人在怎么生存，一下子就选中了这个选题。 一开始我准备只做一个图片展，但在前几天做的对这些年轻人的整个访问过程中，突然发现有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些让我惊喜的东西，所以，这个计划的发展估计不会是一个简单摄影，而是会发展成一个关注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生活的切片似的东西，深入到这些年轻人生活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让我很惊异的。我觉得这个作品不仅仅是简单的平面作品，而且也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对这个计划特别感兴趣，也觉得很有意思。 董冰峰：《有种》这个项目由哪些具体内容构成？比如摄影、录像或其他媒介的作品？ 张元：摄影，除了平面的东西以外，实际上也要做长时间的扫描，因为在我们选出来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年轻人都有很长的访问，这个访问同时也要在展览当中出现。 董冰峰：这些人都是最近的一批，集中在九十年代？ 张元：80年的，不超过30岁的这一批年轻人。 董冰峰：项目中的这些访问，跟你在九十年代制拍摄的影片在内容上有没有直接关系？ 张元：跟我过去拍的电影没有关系，只是概念上有一些结晶。我也是想找一种对比。因为原来的方式不同，原来在北京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因为我也是那个年纪的人，而且我的生活状态和那个东西也有一些接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实际上当时没有用现在这种方式（类似田野调查）去发现，如果今天让我直接去走进他们的生活又不太可能，所以就用自己来或者朋友推荐，还有，我们登出一个广告，然后让敢于面对我们的镜头去“讲故事”的一些人。我觉得采取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董冰峰：这个项目叫做《有种》，看起来很像是很正面、积极的一个阐释。通过这样的影像的访问和记录，你觉得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张元：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我觉得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千姿百态，有积极的人，也有很颓废的人，特别地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还住在五块钱，几块钱一天大通铺里，也有每天都在想整容的人，要把自己改变成另外的人的人，也有包括同性恋者，还有那些非常艰难的进行摇滚乐创作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要说积极的话，就是大家还都在生存着，还存在着希望；每个人内心中还是有希望的。 董冰峰：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不同的视频片段或画面？还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张元：最近这段时间图片就应该完成制作，录像部分已经完成了，我准备在春节以后筹划拍摄一部电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