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峰：你觉得这次的项目和以前相比，在制作的方法上是否有改变？比如你的《妈妈》或者《北京杂种》里面会有“重叠的场景”，但《广场》和《儿子》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那么现在这个《有种》的项目又有什么不同吗？ 张元：我这次是希望和过去的东西还得有一些对应，因为今天我看，例如摇滚乐队，在和他们进行深入对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精神理想，有很多方面，虽然有一些语言表达方式和崔健，包括和后来的何勇、窦唯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的方向还是一致的。有的时候，你在惊异他们变化的同时，也在惊叹很大的相似性。像里面有一些行为艺术家，他们想希望实现的东西和张洹他们当时对一些理想也很近似，因为当时都是一些年轻人，年轻人身上有很多希望和很多追求上的共同点，感觉到有一些东西没有变。  董冰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个人判断来说，你还是倾向于记录功能大于电影的美学性或者是叙事的表述？ 张元：我相信电影的记录功能，而且我觉得这样一种功能，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的镜子。小时候老师在骂我们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叫“你撒泡尿照照。”就是在这个影子里你会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董冰峰：谢谢。我想通过这些问题和答案，大家会比较全面的了解《有种》项目。那么对本次项目的策展人郭晓彦女士来说，应该会对这个项目有更多的理解和不同的判断？ 郭晓彦：近几年，创作与介入现实关系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进入现实找不到真正的切入点。这里面，台湾一些知识分子有一个观点，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着最起码的态度，对社会，比如说面对社会不公或者社会问题，知识分子至少应该有一个自我忏悔的态度，就是跟不跟整体社会合谋。我觉得张元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一定的独立性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某种事物和现象的关注，也表明了一种态度。我觉得从《北京杂种》的拍摄能体现这种态度，这种“介入”还是因为他自己有一种源自自己的态度。 张元：你刚才提到文学，特别是左派文学，我觉得中国文学当中，我自己阅读的时候，发现一个对于我来说的一个缺憾，中国有一个词叫“报告文学”，所谓的报告文学也是经过了非常夸张的修饰，很难读到最纪实性的东西，或者是最深入的那种调查、访问和最深层的观察，就是说这样纪实文学也缺。 我们在西方书店里面转的时候，总会严格地分出小说类和纪实类，就是在我们这里到底有多少真正的纪实类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体制的原因，是不是有点怕看这种彻底真实的东西，但是中国还缺这种东西。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生活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们城市当中是什么样子，对于世界来说，这两年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奥运会，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全世界很多人在看，包括我们的阅兵，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种形态，但是除了的北京大的氛围下，在一个、一个窗户里面住的那些人，包括住在地下室的人，住在画室，住在各个角落里边的人，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生活，别说是西方人，连我们中国人自己恐怕也很难去知道，我也想看到。因为每天都忙忙碌碌地做自己的东西，做所谓的艺术，那么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有意识要看到。 董冰峰：我想起来你在拍《东宫西宫》之前，首先是看到李银河和王小波的那本书——《他们的世界》。那是一个调查报告，我对这个“线索”印象比较深。 张元：实际上在做《东宫西宫》的时候，我最早是有一个题目和角度，可是对这个事件并不是很了解，就是因为加拿大的一个学者，一个女的社会学家，她找到我，跟我聊天，她建议我是不是要认识一下李银河和王小波，我跟他们见了以后，李银河跟我建议的，说：你还不如跟王小波写这个剧本，当时我没有看过王小波的书，只看过一本书，很小的册子，很薄的，我说：“好。”后来王小波，写了好几稿了，王小波拿给我一本书，是台湾给他出版的，叫什么《王二风流史》，就是《黄金时代》，台湾为了卖得好，给他起了一个《王二风流史》，我几乎当场，到半夜把那本小说读完了，才觉得真了不起，我原来只看到王小波一些杂文，没想到和这么好的一个小说家合作，那个东西也使我和王小波见了很多的同性恋者，首先从访谈开始，所以很多电影也都是用这种方式。  像拍《过年回家》，我也是去了十七个监狱，见了三十多个杀人犯，都是死刑缓期的，也是通过那个角度去做的。有的时候，这个也可能是我们了解社会的一个途径，所以到现在我还留着去十七个监狱的录像采访，那些人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了，那些采访还在，可能有二十几万字，三十几万字的采访，当然我觉得这些记录，可能到最后在某种程度上的价值会超过电影。 郭晓彦：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某个侧面。艺术家，在八十年代似乎有很明确的“对立面”反对体制，要争取展览权，争取发表的权力和某种抽象的自由；现在似乎有点看不清，你到底要对付什么东西。所以，是不是通过你这样的一种田野工作，我的想法是，这里面也有对自己判断的矫正和正视。你要清楚你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现实土壤里面。这样，你的作品才会有一种真正的生命力。我们对这方面很期待，一个像《北京杂种》这样的带有强烈态度的计划，也期待能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些很不一般的生命，在自己的世界里构筑对世界的理解，对生存的理解。这是大家都想在计划中看得到的。 董冰峰：同意，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电影或戏剧导演，关键是针对社会现实和当下的角度及立场。 张元：本身我觉得“越界”对于创作来说也会是有意思的事情，也没有办法界定，话剧也可以去拍电影，电影记者也可以去写作，也可以去拍图片，越界本身也是一个对话。 艺术家有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光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面去完成艺术作品也是可以的，可是艺术还要有很多其它的方式，现在每个人都画一个东西到底，而且只画自己便于收藏，便于去认定的同一个形式，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创作方式，而且这种方式，肯定最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带不来新鲜感。 董冰峰：那其实张元导演准备这次个人项目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张元：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最近也在看过去拍的那些东西，包括前段时间，我拍的一些，就觉得放不进来，因为我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去制作的东西，它有一股气，就像画一张画一样或者就像拍一个电影一样，它与我自己是同一种感情和角度，我喜欢这种工作状态。即使以我拍电影的制作方式，一个团队工作，我虽然是摄影系的，我现在装胶片也不是那么敏感了，也不是那么快了，我原来是装胶片的高手，现在也需要别人来帮我，我喜欢一个短时间里面，带有一种规定的时间里面，去创作的那种感觉。 董冰峰：对，这个项目制作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张元：也很好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