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南方周末》报记者长平只身进入长江上游，寻找森林。 其时，整个长江流域正在持续的特大洪水之中。中国政府紧急调动近60万部队和近600万民众投入抗洪抢险。水位之高，史所仅见，情况万分危急。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亲自上堤督战。长达两个月之久的灾难终于过去，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灾难从何而来？政府与民间双方这次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主要是人为因素：长江中上游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那么，严重到何种程度了呢？这位记者想寻找森林，寻找那些幸存的原始森林。他沿着长江上游支流岷江与大渡河溯源而上，一直走到阿坝州林区。这里是防止长江水土流失的最后屏障，海拔骤然升高到5000米，已进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但是，他仍然找不到森林，足迹所及之处，唯有荒山秃岭与低矮的灌木丛。有时他也会看到“封山育林”的巨大木牌，但四周只有一片片遗留的树桩。最后，一位林区官员的一句话消解了他的宏愿：“你就省些劲吧，能看到森林的地方你是去不了的。” 换句话说，人迹所及之处，森林早已砍光。 1998年8月下旬，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宣布：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改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从9月1日起，四川省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攀枝花、乐山两市和雅安地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四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看起来，这是罕见的决心和罕见的效率。但事情的真相是：能砍的都砍光了。阿坝州林管局局长李恢斌在前一年就宣布：四川已经没有可以砍伐的森林了。  青藏高原 一个森林之子的故事 杨占清，大兴安岭塔源林场场长。倔强的性格和对森林的深情，使他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历尽坎坷，也使他成了森林的守护神。多次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他都是火场前线总指挥。中国绝大多数国有林场实行“野蛮采伐方式”，大兴安岭更不例外。把森林砍得一塌糊涂。不管伐区工艺设计、轮伐、间伐、择伐、抚育伐，也不管保护母树幼树，怎么能完成任务，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就怎么干。油锯手不精心控制树倒方向，伐倒一棵树要压死几棵甚至十几棵三、五十年林龄的幼树。集材拖拉机则像战场上的坦克一样在伐区里横冲直闯，在钢铁的履带下，在拖拽伐倒木的扫荡下，采伐地除了密布的伐根，荡然无存。杨占清反省道：“第一，咱们在子孙后代那儿，我们这样做都是罪人。第二，任务要完成，林子还得保住！只干一代活，不问后代事，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事再不能干了！第三，说了算，定了办，到时候谁再毁林子我拿了他的脑袋！” 杨占清和他的战友们创造出“采、育、用统筹一次生产法”，但推而广之却困难重重： ─例如，新生产法要求逐步做到定居轮伐，但国家投资极少，而需材量很大，造成林区集运材道路网密度不够。林业先进的国家，由于投入大，道路修得像一片树叶的叶脉，从运材干道到采伐区的集材道，分布均匀合理。采伐时只选择性地砍伐成熟林和过熟林，很经济科学。但在那里，集运材道路网密度过低，只好路修到哪儿砍到哪儿，顺著路边“吃肥肉”、“拔大毛”甚至“剃光头”。离路远的过熟林，任由腐烂。靠路边的林子，不成材的也遭了殃。而且，剃了“光头”，这条路就再也用不着了，再砍木头就再修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林子毁了，钱也扔了。当年周恩来总理都感叹道，这是“修一条路废一条”。林业科技的投资不足，使得中国林业生产综合能力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而林业科技进步是当今林业变革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比如，选用良种、短周期定向培育和集约化的栽培技术，能克服林业长周期、高风险的困难，甚至可望做到“以20%的林地，解决80%的木材供应”。另外，依靠科技进步，可能把造林保存率从目前30%以下提高到80%以上。 ─又例如，新生产法根据国家规定，要求占木材产量20～30%的伐区剩余物（可利用的等外材）全部下山。但同样由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却太低，甚至连拉下山的汽油费都不够，又无政策性补贴，清林越彻底，资源利用越合理，林业局就越亏损。把等外材拉下山，真是不如让它在山上烂。据官方统计（七十年代末），中国每年的伐区剩余物超过3600万立方米，而实际利用了的仅1、20万立方米，千分之三以下。 ─再例如，烧。在大兴安岭林区，每户年均烧掉10立方米木材，加上机关单位，竟要烧掉年产量的1/3，其中成材占相当大比例。云南省一年当柴烧掉的森林资源有1700多万立方米，竟高达全省森林年生长量的134%。 ─还例如，木材加工。冲破层层浪费罗网的木材，还要经过加工程式的浪费。中国的原木利用率低于50%，加工剩余物的利用率则更低。六十年代，中国木材加工剩余物的利用率与罗马尼亚不相上下。现在，罗马尼亚上升到60%以上了，中国还只有10%左右。 经过了多年的挫折与思索，杨占清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明白：他们能改革的仅仅是生产制度，而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用一般工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来考核林业，实际上考核的主要是采伐。价格上，五、六十年代是“无成本运行”，吃祖宗饭，搞计划性的产品经济，低价调拨，每立方米木材不过100多元，大大低于不断扬升的市场价格，限制了林业自身的发展。后来讲林业投入，但投入的时候按商品经济原则，不考虑林业的特殊性。计划部门下达木材采伐量所依据的原则，大体上是要求木材与钢材、水泥产量看齐，实现三大建材的平衡。但是，钢材与水泥只要加大投入，很快就能产出，而木材的生产周期很长。 盗伐哄抢狂潮 1994年春夏之交，林业部调查组在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下属的牡丹江林区查实了一组特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东京城林业局近年来至少非法砍伐了3万立方米林木，并高价销售，牟取了2千万元以上的暴利……该局乱砍滥伐已到了肆无忌惮之地步，数量已是特大案件的150倍。他们往往把超量采伐的标准木材和特等木材以“收捡”的“伐区剩余物”入账，所得收入，有的记入“黑账”，大部分干脆不入账。这种监守自盗、中饱私囊的违法行为，连林业局领导机关也干，只是手段隐蔽点而已。在案件破获之前，东京城林业局被评为“先进企业”和“利税大户”，林业局主要领导人也荣赝“十佳青年企业家”称号。 《森林法》早已颁布，但在现实生活中形同空文。 在盗伐森林之风极盛的四川省，一些干部带头违法。在一次紧急电话会议上，副省长刘昌杰代表省政府，警告那些公开或暗地里支援乱砍滥伐森林的领导干部必须立即停止犯罪，否则将受到严惩。这位副省长指出： “从以往发生的各种破坏森林的案件看，在重大案件的背后大都有干部的支援，其中有乡长、区长、县长和书记，甚至有更高一层的领导干部。乱砍滥伐歪风之所以屡刹不止，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 在地方违法官员的支援纵容下，盗伐哄抢林木之风横扫国中。 海南省吊罗山、尖峰岭、霸王岭三大林区乱砍滥伐也很严重。湖南省醴陵市清水江乡曾经发现一支近200人的偷砍盗伐组织，后来竟然发展到武装暴力盗伐。 在某些地区，盗伐和抢伐已形成了一门新的行业，如武装砍伐队、盗林运输队、为盗伐抢伐木材提供买卖资讯的掮客、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为“会员”支付被抓和罚款损失的盗林“基金会”。林业部门的官员则与违法者沆瀣一气，甚而高价出售木材出境许可证等文件，分享暴利。  非法的木炭生产，是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 森林覆盖率掩盖的秘密 早在二十年前，当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家林业总局局长的罗玉川就发出警讯：如果乱砍滥伐的现象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中国森林就有被砍光的危险。 八十年代末，一位经济学家曾列举了以下形象化的数位： “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本来树木就不多的国家里，学校每上一堂课的时间：有4000亩森林被毁；每吃一顿饭的工夫：有2000亩森林被砍伐一空；甚至，每眨一下眼睛：有12亩林木从我们的土地上消失……” 十年前，林业部资源和林政管理司官员袁运昌警告：“如果形象地描绘我国森林资源消长态势，那就是：它正沿著一个抛物线轨迹的后半段沉重下跌。简洁地说，加速恶化。” 世纪末已经到来，他们当年的预言符合我们今天的现实感受。除了水旱灾害轮番肆虐以及中国最后的一片森林——川西林区已濒于枯竭之外，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事实是：成材已基本砍光。 另一个同样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大量森林铁路已退役而转向旅游。 “已在中国林区‘神秘’地服役半世纪，为中国经济建设运送亿万栋梁之材的森林铁路，如今正在逐渐退役……目前，中国的森林铁路已减少到不足20条，大兴安岭林区阿尔山林业局的森林铁路已由1989年的1600多公里下降到不足500公里。这些变化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注意，他们感到，乘坐森林列车游览林区自然景观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据了解，目前这一旅游专案已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三个林业局开展，深受旅客欢迎。”1999年，中国最后一条森林铁路退役。 但是，有一个官方数位始终和我们的现实感受相冲突：虽然林业官员和专家不断警告中国森林资源已近枯竭，但森林覆盖率却不降反升。各种官方出版物都说：五十年代初，全国森林覆盖率是8.6%，九十年代初是将近13%。而且，不管如何乱砍滥伐，甚至在经历了三次全国性的森林浩劫后，这个12%-13%都稳如泰山。 为何中国森林濒于枯竭的事实在森林覆盖率上得不到真实反映？ 原因之一是：统计上弄虚作假，过高估计了人工林的发展。 中国的植树造林取得了重大成就，面积与速度均为世界第一，但数位中的“水分”较大。一个数位是每年3000万公顷，足令中国生态学家脸红：中国森林总共才有12600万公顷，每年种3000万公顷，四年就顶上了全国森林的总面积？在同一页报纸上，又有一个数位，每年植树9000万亩，换算一下是600万公顷，是上一个数位的1/5；但是，就连这600万公顷，专家还嫌水分太大。据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沈国肪说，扣除虚报的部分，可能只有300万公顷，活下来的不过200万公顷。这个算术还要接着往下算：据调查，次年成活率是60%，种300万公顷第二年活了200万公顷；三年后的保有率是次年成活率的60%～10%，取中位数35%，这300万公顷三年之后就剩下70万公顷了。请看，3000万公顷（或者600万公顷）到70万公顷，这个数位游戏有点过分了。有人对中国八、九十年代之交共十年的植树造林数位，以60%的成活率进行加总，结论是：如果资料准确，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早已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骨子里原来就是‘植数’而不是‘植树’，是‘造零’而不是‘造林’。 据九十年代中期官方统计数位，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3.92%。 而据中国自然保护纲要编委会报告，当森林覆盖率的统计数位为12%时期，航片测算仅有8.9%。另据台湾东海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丘依枢报告，中国大陆的森林覆盖率为8～9%。两者可互为证。如果我们在统计数位与生活感受、在统计数位与航测数位相矛盾时，一般认为后者可靠，那么，中国目前的森林覆盖率可能在9%上下。 我们需要继续论证的是：就是这个9%的森林覆盖率，仍然掩盖了中国森林濒于枯竭的灾难性局面。还有一个数位，叫森林蓄积量，就是衡量森林资源的收支平衡情况。在中国，这比覆盖率更能说明问题。中国森林蓄积量一直呈急剧减少的趋势，砍伐量远远超过生长量，赤字极大。 1990年数位，中国森林蓄积量大约有90几亿立方米，其中中幼林占绝大部分，能砍伐的成熟林蓄积量最多仅有14～15亿立方米，已濒于枯竭；森林赤字每年约2亿立方米，并继续增长。专家们当时估计：按目前的消耗水平，只能再采伐七至八年。 1993年，中国林业部长徐有芳指出：经数十年乱砍滥伐，中国大陆的成材几乎完全砍伐殆尽。 人工林情况又如何呢？ 中国人工林成活率低，质量差，每公顷蓄积量仅28.27立方米，是德国人工林360立方米的7.8%，还在继续下降。不断有林业专家指出，正是这种不重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片面追求扩大森林覆盖率的发展方式，导致了中国的林业危机。即使集约经营，采用高产速生品种、单作、灌溉、化肥和农药，也逃不脱成本增加、土壤破坏、环境污染、动植物多样性减少、生态效益减少等石油农业与绿色革命之痼疾。 中国人工林树种单一、生态失调，病虫害多发并日趋严重，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人工林病虫害年均800万公顷，年均减少生长量1700万立方米。其中松树线虫及杨树天牛危害尤烈，且防治困难。为了防止扩散，中国政府严禁有天牛侵入孔、排泄孔和虫粪的木材外运。 这就是13.92%森林覆盖率掩盖下的无情的事实。 最后的森林 最后要谈的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工林是否应计入森林覆盖率？ 这是一个有关森林定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森林覆盖率像中国这样全凭人工林支撑。森林是什么？假设森林等同于木材，则人工林当然是森林；再假设成林、中幼龄林比例自然，人工林似亦可算森林覆盖率。但这一假设不能成立。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其综合效益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污染、增强土壤肥力、减轻灾害、保存物种及提供木材等等；其木材效益仅为综合生态效益的1/10以下。因此，人工林（特别是以中幼龄林为主的人工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森林，并不能算入森林覆盖率。简单地说，森林不光是木头，森林是一个面积很大的的生态系统。原先连片的森林一旦碎片化，其生态效益便消失。仅物种多样性一项，老虎豹子逃了，奇花异草死了，这森林还是原来意义上的森林吗？在大面积皆伐和成片砍伐之后补种的人工林，在沙漠荒漠边缘营造的人工林带，可以计入森林覆盖率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