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贼们的心态绝不会像文化部长一般忧郁。在拿到《呐喊》之后，他们故意留下一张明信片，成心要让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图案取自挪威艺术家马利特·瓦勒（Marit Walle）的一幅绘画，后者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转化为充满喜庆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绘制的《荷尔蒙过剩》（Raging Hormones），描绘的是两位灰色头发的主妇，她们在海滩上端着望远镜，眼巴巴地端详着周围的年轻后生们。看来窃贼们在寻找合适的明信片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看上的这张明信片，其图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 Good Story），画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着的男子，脸憋得通红，用拳头捶着桌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在明信片的背面，窃贼们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迹：“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可怜”都不足以形容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保安系统。“所有的窗子都销上了，”馆长克努特·伯格对记者说，“我们没想到窃贼居然会从破碎的玻璃窗里爬进来。窗框上还残留着很多玻璃渣子。换了是我，绝对不敢从那中间钻过去。”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呐喊》本来是陈列在美术馆的三楼的，却被调整到了二楼。这当然对参观者来说方便多了，因为更加靠近街道，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窃贼们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克努特·伯格出任馆长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与那些控制着美术馆财政预算的政客们周旋。现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安排了一出让世人愉悦万分、不可错过的展览盛宴。看着自己的属下们把展厅布置好，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前景，伯格的心里乐开了花。 与伯格相比，国家美术馆保安部的主管就要警觉得多。“从1994年1月到5月，”他在给所有警卫的备忘录中写道，“爱德华·蒙克的画展将在二楼的九号、十号、十二号展厅进行。摄像头……都必须彻夜工作。夜间值班的保安员必须不断变换巡视路线，并且要对美术馆的外墙保持特别关注。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展览，又是在二楼，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 把《呐喊》搬到二楼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而把它安置在紧邻窗户的位置更是加重了这一失误。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古老博物馆没有在窗户上安装护栏，窗框上的玻璃也都是些普通的玻璃，不是强化玻璃。《呐喊》没有被固定在墙上，而是用普通的金属线挂着，就像一幅悬挂在普通房间里的普通画作，此外，它也没有与警报系统连通起来。 窃贼的准备工作相当精细。他们偷偷摸摸进行了一些勘查。比方说，他们发现夜间值班的保安大概在凌晨六点左右收工，然后就回到办公桌边。窃贼的踏勘工作大都是轻轻松松地公开进行的，他们混进了欣赏“挪威文化节”的人流里。他们发现，美术馆里的监控设备已经过时，有些很关键的场所是无法照顾到的，而在十号展厅，压根儿就没有设置监控探头。 像很多出色的方案设计者那样，窃贼们让事情尽量简单化。他们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呐喊》上，完全抵挡住了顺手偷走其他展品的诱惑。他们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想着割断电话线、解除警铃以及实施其他类似的方便行窃的手段。速度是关键，只要他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潜入并且逃走，即便最好的报警系统也只能演奏演奏背景音乐。 窃案发生的前几天，国家美术馆附近一处工地上的工人留下了一架梯子，而在窃案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窃贼们趁着夜色偷走了它。（施工现场刚好是挪威头号大报——《世界新闻》的办公大楼，试想一下，一家理当在罪案发生后刊载消息、谴责恶行的大报，反倒在罪案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辛辣的讽刺。） 在罪案发生的前一天，窃贼们偷了两辆车，一辆马自达，一辆奥迪。两辆车的车况都很好，内部空间宽大，适合装载笨重货物，行驶速度也很快。马自达是窃贼们逃离美术馆时使用的车辆。开出了几个街区之后，到了他们停放奥迪车的地方，窃贼把《呐喊》一并转移到奥迪车里，这是为了防备万一有目击者看见他们驾驶马自达从美术馆逃离。随后窃贼们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短短几小时之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有电视机的人都知道了这桩窃案。在挪威，精神亢奋的记者们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喋喋不休，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则心情沉重地拿出从礼品店里买来的这幅失窃名画的大幅海报。一天之前，《呐喊》还沐浴在无上的荣光里，而现在，它的位置却被一幅镶嵌在粗糙画框里的廉价仿冒品所取代，在这张海报的下面，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手写体标签：失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