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加里克的计划是,让毕肖普扮演一名美国黑帮大佬,想要购买几幅失窃的绘画装点自己家的墙壁。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保持着“查理·贝尔曼”的身份,在毕肖普与卡希尔的犯罪帮派之间充当中间人。
毕肖普搭乘飞机赶到了都柏林,与希尔以及他的伙伴们碰了头,他随身带着一沓照片,都是他与美国黑帮“教父”乔·伯纳诺以及其他黑手党大佬的合影。这些照片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拍摄下来的,但它们看起来正是黑社会分子喜欢摆放在桌子上的那种类型。
在毕肖普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还有几张经过他的努力寻回的失窃艺术品的照片,那几幅绘画出自乔治亚·奥科菲①等画家之手。 毕肖普的意思是,诈称这些绘画都已经归他所有。出发之前,希尔和毕肖普最后一次检查了所有的随身物品。两人都认为此事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俩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毕肖普与卡希尔的人接上了头。他把自己带来的照片递了过去。卡希尔的一名手下翻着那些照片。其他人站在一边看着。突然,那名匪徒停了下来,从那沓照片当中抽出了一张信纸,他把那张纸朝着同伴们晃动着。信纸的上端带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标志,下面有一行手写的提示:“汤姆,可别忘记带上这些照片。”
卡希尔的人跳起身来冲出了房间,这些匪徒们在离开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停下来给毕肖普来上几枪,真是侥幸。(如果这次会面是在匪徒们的地盘上,而不是毕肖普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那么事情的结局肯定就会不一样了。)
“ 汤姆·毕肖普的露馅儿宣告了查理·贝尔曼的‘死亡’,”几年以后希尔回忆道,“因为倘若汤姆·毕肖普是个联邦密探,那么把他引荐过来的查理?贝尔曼,不管他是从哪儿来的,肯定是一个会坏事的狗娘养的。查理·贝尔曼走到了末路。”
三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的5月,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逮捕了一名苏格兰匪徒,他是从邓迪来的,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一批海洛因,贩卖回英国。他给这批货物所下的订金是梅特苏的作品《读信的女郎》(Woman Reading a Letter),那正是罗素堡的失窃艺术品之一。随后的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失窃绘画开始浮出水面,1992年4月,伦敦的警探在侦破一起毒品案子时碰巧截获了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Madame Baccelli),它当时被藏匿在一辆卡车的车箱里;1993年3月,追踪毒品案的警察起获了荷兰画家安东尼·帕拉梅德斯的一幅作品,它被锁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置物柜里;也是在这个月,英国警方接到线报,对赫特福德郡的一所看似非常普通的房子进行了严密搜查,结果在沙发的后面发现了鲁本斯的《一位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Monk)。(此次找回失窃名画的过程堪称离奇曲折。鲁本斯的这幅作品原本不应该出现在赫特福德,它是被妥善藏匿于伦敦的一所房子里的。但事情就有那么巧,一个很普通的小毛贼溜门撬锁进了这间屋子——他与制造罗素堡窃案的那些黑帮分子没有任何牵连,当时他看到了鲁本斯的画,但是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因为看起来非常顺眼,他就捧着这幅肖像溜走了。)
在所有失窃的作品中,只剩下四幅画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戈雅的作品,以及最有价值的作品——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
在这一过程中,查理·希尔一直与负责此案的都柏林探员格里?麦克加里克保持着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希尔曾经去过都柏林,并曾与麦克加里克把酒言欢。那个时候部分失窃名画开始现身伦敦,当然最有价值几幅仍然踪影全无。麦克加里克告诉希尔,自己已经从线人那里得知失窃的绘画都已经离开了爱尔兰,在伦敦起获的这些绘画实际上只是仍旧留在英国境内的那一部分。麦克加里克听到了一些传言,据称其余的画作已经被转移到比利时的某个地方了。
“当时他跟我说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希尔在2002年回忆道,“就像是在说‘跟那些名画吻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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