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遗存的宋代以前的墨迹数量很少，书法作品中的题材要从历代的著录来考察。 从著录来看，书法作品的内容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唐代以前，除少量诗文外，几乎都是信札，一到唐代，题材有了很大的扩展，经文、诗文等大量出现，这是书法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信札是实用性书迹，其他题材，除了部分诗稿，或多或少都带有表现书写水平的目的。孙过庭《书谱》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书写《千字文》的人也很多。《千字文》是识字、练字的范本，同时也是展示书法技巧的好题材，大家热心于此，说明人们对技巧的重视。 自觉意识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书法专业意识的出现。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逸、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据记载，张旭是有官职的，也可以说并非“不治他技”。韩愈所说，主要是指张旭自觉地把精神生活的重心放在书法上。这与今天所说的职业、专业有所不同。韩愈所言，恐怕还是猜想、推测，这一类人物也未必以张旭为发端。但是这段话非常重要，它代表了唐人对书法功能的认识。它成为后来者往书法中投入生命热情的宣言。 其后，怀素也因“用志不分”，专注于草书而取得杰出成就。 对创作技法的思考成为自觉意识发展的另一个标志。 唐代出现了很多书法著作，初唐、盛唐时的论著中包括许多关于创作的内容，中唐以后的论述中，则几乎无不谈到技法问题。在这些论述中，涉及关于执笔、运笔、结构、墨法、创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问题，可见这时人们对书法创作已经有很多的思考。 流传至今的唐代以前的书论，大约有50篇，明显的伪作即占四分之一，而其中主要是唐代作伪或改写的关于书写技法的文字。 书法作为商品，是影响自觉意识的另一因素。 宋代以来，书法作品的买卖成为一种常规的商业活动。 唐代沈传师的作品在宋代“以完本售至数万”；苏轼去世后不久，“一纸定值万钱”。 书法创作的心态不断在发生着变化，创作的自觉意识在不断地提高，但到唐代为止，重要书法家从未表达过对自己历史地位的关注，创作的意识从不曾压倒他们日常书写的平常心。然而，从宋代开始，创作的自觉意识便成为主宰他们书写的重要因素。 从宋代以来，书法家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书法作品和书法家历史地位的关注。 苏轼在自己一件书法作品后面写着：“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值。”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对商品价值的关注，而是借价格来显示对作品历史地位的自信。 明代，董其昌说：“遇笔砚便当起矜庄想。”目的是留下在历史上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王铎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这里当然有王铎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无奈，但对自己在书法史上地位的关注，一直反映在他的文字中。例如他在言及历史人物时，便不时透露出要与他们一较高下的雄心：“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