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质是“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20世纪中国美术要么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要么只能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例证，成为在西方中心外围的“多元”特殊性的一种表现。那么，如何理解和切入对“现代性”的探讨呢？ 我最终找到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即“连锁突变”和“自觉”。我把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散，看成是一种连锁反应，就是从原发地发生“现代性事件”后，经传递和点燃扩散到继发地形成“继发现代性”。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自觉”。 “自觉”栖身于原发与继发之间的时间差与结构变异的复杂时空里。在继发性突变中，“自觉”是一种现代性态度。在我看来，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艺术家对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和精神文化氛围，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加以应对的“自觉”上。艺术家对中国现代情境的“自觉”，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我把这种“自觉”看成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 我的“连锁突变”想法，与我看问题的一个前提视野有关，亦即我将现代化看成是人类未来巨变的序幕。如果我们以未来的视野，回望今天和从前，那么现代化过程中的连续变化统统属于未来的、更大巨变的序幕。我喜欢以核裂变反应为喻，说明“连锁突变”的传递与点燃。所不同的是，在核裂变连锁反应模式中，每个铀235都是一样的；而在“现代性”“连锁突变”的模式中，引起突变的“现代性事件”在原发地和继发地却是不同的。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所谓“原发”也是偶在的，就“现代性事件”的发生而言，“原发”主要指整个“现代性”突变的开始；所谓“继发”主要是从现代性事件的效果而言，主要指变异的显现。 在我看来，“继发现代性”的结构是由植入性因素和应对性因素组成的。所谓植入性因素是“原发现代性”在继发地的“相似”再现，也就是基本能用西方现代性框架衡量和对得上号的部分。而“应对性因素”是继发地对外来现代结构所做出的反应、回答、应对、抗衡和激变。它可能是某种接纳性应变，也可能是融合现象，也可能是打散后的重组，也可能是拒绝和抵抗行为，也可能引发出巨大过敏反应或剧烈的暴力革命等等。在对植入因素的抗衡、拒绝与应用、变通中，展现出继发地域原创的“现代性”。这是用西方现代性框架无法衡量、也对不上号的部分。对于继发地而言，植入是“现代性事件”，应对与抗衡也是“现代性事件”。而以往的研究，或关心原发现代结构的研究，或偏重对继发现代结构内部植入部分的分析，而对继发地应对性和抗衡性策略行为的现代意义估计不足。实际上，无论哪种反应都是“现代性事件”的组成部分。这样说来，无论继发型现代结构也好，还是再发型现代结构也罢，都和原发型现代结构同等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现代性”的图谱。 从“现代性”思考进入美术史，是对西方话语的认同，是不得不进入西方“现代性”学科框架中的讨论。这种进入是因为问题的提出是在西方框架之下提出的，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全球性语境中为中国现象正名，出发点和目的都与西方话语分不开。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只能依靠西方既有的现代主义美术的理念模式和形式特征，来界定和认识中国美术现代形态。由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基本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与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对号入座，那我们就只有回到事实本身：一方面是中国百年曲折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世界现代化与中国的关系，从事实出发探讨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发生和因果。“一切从事实出发”就是我的方法论。 以“现代性”问题进入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只是对“现代性”主流话语系统作为能指的认同，而不是对所指的实存的事实和现代模式与道路的照搬。尽管西方现代结构存在着一定的普适性，在其移植的过程中表现为原发性结构与继发性结构两者之间的相似程度；但是不仅在移植过程中具有深刻的偶然性，而且在继发现代结构内部也有复杂的机缘与偶然性，这样对应相对的普适性也就有深刻的偶在性存在。如此而言，“现代性”基本没有标准模式，只有“现代性事件”，断裂与突变是共有的特征。 通过对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的研究辨析，可以使我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价值标准是否具有普适性做出合理的判断。正如不同国家和地域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一样，不同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不可能重复同一个模式。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既是与西方“现代性”相关联的，又不可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它走过了一条自己的现代美术之路，即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独立自强的奋斗历程中，在中西文化冲突下整体的精神文化氛围之中，美术家们对时代巨变所做出的“自觉”回应。我提出的这个“自觉”说，既有突破性又有冒险性。通过“自觉”这一概念的阐述和转换，突出了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应对与变异的原创力量，甚至将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应对策略也划入了“现代美术”的范畴。但是，我对“现代性”的理解、阐述和发挥，是否能够经得起“现代性”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考验？ 为此我邀请两岸三地和海外著名学者，参加了由中央美术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美术转型”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同时（2006年4月29日至5月1日）还举办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文献展。林毓生、李欧梵、金观涛、甘阳、刘小枫、酒井直树、包华石、泰瑞•史密斯、张隆溪、郑培凯、夏铸九、葛兆光、陈平原、孟悦、杨念群等学者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在“现代性”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了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理论阐释。在最后一天的圆桌会议上，各位学者还就我的“自觉说”以及我对“现代性”的认识与建构，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令我心怀感激与敬意。 2006年年底，中央美术学院将和上海美术馆联合主办“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的第二场学术研讨会，着重探讨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策略性选择的“四大主义”。邀请美术史学界的朋友们，面对中国现代美术的主体部分共襄学理，在观念的交锋中试图对中国美术的现代演进达成合理的理论阐释，重新认识我们刚刚走过的一个半世纪，并面向未来为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话语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