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 装置. 2010年 ⊙《农民达芬奇》是蔡国强继《威尼斯收租院》后的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计划，此展览于2010年举办，完整地呈现了其多年收集的农民创造物。（源于雅昌艺术网）鲍栋：我怀疑其中的“农民”话题的意义，更反对其中包含的猎奇心理。 卢迎华：蔡国强将自己放在一个发现者的位置，他发现了发明各种与飞翔有关的机械装置的农民兄弟，把他们的发明作为他的艺术计划的一部分展出。这种猎奇视角把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抽离了他们的语境而作为纪念品一样地展出在美术馆之中。这些简陋的发明只是发明者的消遣、梦想、诉求和日常生活，却成了蔡国强的战利品和收藏。 蒲鸿：蔡国强的作品乍看都很精彩，究其根由，诗意化是一个因素。比如《为长城延长一万米》、《把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带回威尼斯》是文学和视觉之间的诗意化，而《农民达芬奇》则可以说是一种对土地情怀的诗意化。这种诗意化描述了一个雾里看花般的中国，醉眼朦胧，遐想连篇，但诗意化不是中国。还有，在蔡国强眼里，《农民达芬奇》与《复制收租院》是一个母体生出来的，这本身具有反讽色彩。1999年的《收租院》产生的版权问题在《农民达芬奇》里依然存在，蔡国强请来几十名农民在展场空间里实现他的大计划，这种境况和当年他廉价聘用川美老教授为其复制作品有相似之处；而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孙原和彭禹的《农民杜文达的飞船》比今年的《农民达芬奇》更胜一筹，这又和2008年蔡国强大脚印版权之争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现实情况是，每每争议声响起时，蔡国强都以置若罔闻的态度回避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对话的产生，这种傲慢的态度使得那些参展农民无疑沦为被观看的命运，和一百多年前博览会荒谬的人种展览一样性质，尽管蔡国强仍在声称自己是农民之子。 赵子龙：将边缘、底层明星化、戏剧化、新闻化，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是简单的移植和语境置换；利用了“新闻”与“艺术”之间的时差。事件和人物在被“艺术化”之后，不但没有产生更强的能量，反而剥离了其原本的意义与价值，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尊严。 朱小钧：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集结而成的展览，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将本来粗糙的农民发明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重新呈现，隐含着的是居高临下的资本强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