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氏兄弟.《列宁》. 雕塑. 2010年 ⊙ 高氏兄弟的巨型雕塑《列宁》为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永久公开陈列作品，与法国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蜘蛛》 并列为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标志性雕塑。（源于艺术国际网）鲍栋：简单的政治符号把戏，停留在姿态上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作品中他们把艺术工具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其讽刺的对象，即专制政权的美学。 崔灿灿：又是一个“政治正确性”，又一个是因关爱祖国前程，不断到西方去哭诉的“爱国分子”，这是一条在西方赢得鲜花和掌声的必胜道路。其中必备的武器是：毛泽东、马克思、列宁、TAM、五角星、雷锋等等。就好像文革时的报告会，只要你说“地主”压迫过你、“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殴打过你，你就是被同情的英雄，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就会欢欣鼓舞，因痛苦而斗争，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目认同？艺术在高氏这里容易沦为工具和身份，它无非是从文革现实主义换了一个西方的主子。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社会的主体价值和个人的主体价值如何重塑？ 何桂彦：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天安门事件”的平息，以及前苏联的解体，那些以领袖、伟人、英雄而出现的艺术形象开始逐渐失去原有的“光晕”，进而在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政治氛围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成为了部分艺术家调侃、反讽、戏拟的对象。虽然艺术家并没有使用调侃、反讽等既定手法，但从外在的形式语言到内在的文化诉求，《列宁》都显得空洞无物且缺乏创造性。 鲁明军：简单、无聊的政治表态。 李笑男：当围观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哪怕是鲜血淋漓的现实都有可能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视而不见，更何况一个列宁像？利用围观的哗众取宠和隔靴搔痒揭示的恐怕只是自我欺骗。 孙冬冬：必须谨慎地对待高氏兄弟的作品，即便是在他们已经获得某种成功的当下，倒不是因为他们持有的政治态度，艺术家的政治态度哪怕再有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坏政府来的大，而是因为他们做作品的逻辑依旧是在重演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那种令人厌恶的语言模式，并未显现出应有的深度。王春辰：政治的艺术是一种勇气和良知的艺术，但这件作品是否体现出这一点值得疑问，因为它触到的东西是如此的遥远和虚幻，体现的方式是如此的苍白。选择它为酸莓奖，是希望这类的艺术家多多思考政治是复杂的、而表现是需要方法的。直接性是受欢迎的，但直接并不是永远有效的，如果用过了一次，再用就无效了，特别是没有什么现实感的时候。 朱小钧：“符号化”和“高大全”的时代已经远去。 赵子龙：长期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现实生存的能力。然而，政治并不能等同于艺术，著名的异议人士不能等同于优秀的艺术家。《列宁》有巨大的体量，鲜明而刺激的政治形象，足够的新闻效应，但是其生效的是政治态度和新闻价值，而非艺术价值。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嘲弄和丑化、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选择、创造争议话题，其中隐含着作者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某种偏激，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误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