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仍然有问题在盘旋：这一切是否已经足够？相信观众们都已经看到这个展览出色的一面：就像世博会一样，它和谐、丰富而制作精良，特别是它还充满了打动人心的情感，以及属于全人类的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梦想。观众们在这里看到了艺术家本人对中国农民的发自心底的感情，以及农民在创造中所流露出的对生命和生活的温情。蔡在提到这些农民发明家时曾使用这样的语句：“他们一个个都很阳光，精神很开放，富于勇气，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而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蔡本人在展览前后的多次发言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梦想的气息，以及对追求梦想的充满温情的讴歌。但丰富的情感和充盈的感染力是否真的可以保证展览的效果？假如它不仅仅满足于一个气氛融洽的城乡联欢会，以及对未来和谐世界的许诺的话。 当然，作为观众我无意加诸艺术家超出其权能的负担，但蔡国强本人也确实曾言明这个展览所追求的目标及期望的效果：“我们不仅通过这个展览讨论农民对现代化和城市的贡献，更通过展示独立在集体意识和行为外的个体农民的创造力，以及一个个生命的感人故事，看到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希望。”（见展览图册） 这听起来当然很好。可惜它在展览中的表达是如此模糊与暧昧，用感情的抒发友好地替换了问题的揭示和讨论。“人情味儿的，太人情味儿的……”是我看过展览后的感受，而我无法在其中寻找到真正的问题点。如果按照蔡国强一贯秉持的“文化现成物”的创作方法论来衡量，同“文化大混浴”肆无忌惮却是有效的问题直陈相比，“农民达芬奇”显得风格含混，不似前者的犀利和粗放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同“草船借箭”语境的置换所激发的强烈张力相比，“农民达芬奇”缺乏同环境的对话及碰撞，以及生产多重意义的能力。 最后一个问题是，正如震旦大楼的LED屏幕上巨大夺目的“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一样，蔡国强通过这次展览本身及配合的宣传，高调宣示了“农民”这一群体的存在，但仅止于此。对于这些贫穷、沉默、弱小、忍受着集体边缘化的命运的同胞来说，呈现其存在并不意味他们从此能够发声和和对话。对于展览的目标观众来说，即使打开了城市对农村的视野，缺乏反省的单向观看同样含有另一种危险。 如果仅仅将来自农村的故事嵌入城市的日常景观，或许问题的关键也只能在空中盘旋而 “不知如何降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