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 赵子龙（以下简称赵）：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会经过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走向消亡，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 潘公凯（以下简称潘）：这是我在1985年提出的一个比较概括、感性的推论。这里的“消亡”，指的是“播散”。就跟古罗马时期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经过一个长时期交融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中国传统绘画的成就在历史上非常高，它是一个特殊的体系，是西方或者是其它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画是受批判的，它没有被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发展所吸收。当然，消亡并不是说完全消失，在一个较远的未来，它只是作为严谨复杂的高端学术体系的解体，或是它的语境功能被改变了，如现在的书法已经不是原来的语境功能了，但作为艺术形式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国画作为严谨体系解体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画国画，但就完全变成一种自娱自乐。 赵：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传统绘画的原有功能是什么？ 潘：国画的功能随着时代与文化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唐以前是教化功能，宋代比较全面，既有宫廷绘画，又有士大夫的绘画，到了元以后就是象征知识精英人格理想的文人画精神。中国的宫廷绘画原理上与西方接近，都是以教化为目的，为政治或者宗教服务。但后期的作为人格修养的文人画系统，在西方的绘画体系中很少见。西方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印象主义”。印象主义也是以审美愉悦为主，没有繁重的宗教、政治任务，如梵高，完全是个人表现，与中国文人画有一种共通性。但是这段时期，中国比较长、西方非常短，他们在这短时间后又走向了抽象、极简主义。 赵：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艺术边界这个问题？ 潘：1992年在美国时。当时我带着中国绘画的问题去看美国的当代艺术。我一直明确地坚持“不了解西方的现、当代艺术，就没法思考传统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问题”。相对中国画，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是一个不可不重视的参照系。最集中地思考边界问题的时间段则是在写《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时。90年代，我在美国我非常认真地、长时间地观看了西方的现代艺术作品。主要途径一是通过美国旧金山和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些前沿的画廊性质的美术馆、前卫画廊的展出；二是通过旧金山的美术学院——它被称为美国西海岸最前卫的美术学院，只探索纯艺术方面的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最前沿的动向。在那里我呆了近一年的时间，对于他们的教学状况、学生怎么做作品，最后什么样的作品能合格通过，都认真做了观察。这两方面的经历帮助我对美国乃至西方的当代艺术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通过直接面对作品，我也发现西方现代艺术所面临的巨大困惑，以及他们想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