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思想文化人物，也是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争议的思想文化人物。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中国的国粹。国学是国粹之学。而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孔子。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招牌，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资产。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精神教父，是中国停滞落后的根源；孔子与儒家思想，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要对中国的内衰外辱负责。不论持哪一种观点，双方都有大量的证据。尊孔与反孔成了近现代中国最经久不衰的辩题。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北京大学红楼。 孔子与儒家的宇宙图景：与犹太教的对照 以孔子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的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既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又是精神生活中的“伟大导师”。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 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 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还，公义才能实现。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角。 孔子在儒家的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孔子思想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张力与孔子的多重身份是分不开的。我认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先知、君子、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先知？因为孔子先于他人知道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告知于众。先知出于使命（天命）传达来自上天的道德戒律，并警告人们藐视上天所规定的道德秩序的严重后果。孔子意识到，天不说话（“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担天命的先知来替天说话。对天意先知先觉的人具有觉后知、觉后觉的人的使命。这正是孔子一辈子的工作。 先知与常人的不同，是在于先知在宇宙秩序中占有特定的位置。普通的人只是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为什么说先知在宇宙中有位置，而普通人只是在社会中有位置？因为先知站在天与恺撒（借以指代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及万民之间，传达来自天的道德律令。因此，先知是肩负天命的人，要向统治者和万民说出道德真理，去宣昭上天所颁布的作为真理的道德律令，向统治者发出警告，预言违抗天命的后果。所以，孔子不仅致力于对学生言说，而且非常渴望对君王言说，用智慧的哲言说出不说话的天的意图，自己期待、接受来自天道的使命。孔子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知天命（五十岁才知天命），得天道（朝闻道，夕死可也），自己能不能被天理解、选中（知我者其天乎?）。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是否说出了重大的道德真理。这样的真理一旦落实，就会彻底改变且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使人更像人一样活着。而我认为孔子说出了这样的道德真理，并得到后人的认可。在我看来，孔子说出的最重要的道德真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两条道德准则，是构成人与人之间伙伴关系的格局的根本准则。按照这个道德准则构建的社会必然是自由的、平等的、基于自愿同意而非强制的伙伴关系的社会。所有的自由社会都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兄弟般伙伴关系的、不把己欲强加给他人的文明社会。 《圣经》中在正面的方式提出了构建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黄金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马太福音7章12节）并指出这是上帝通过先知传达给人类的道德立法。孔子虽然没有机会读过圣经，却以消极的语气说出了相同的道德律，并传达给世人，要他的弟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律法在人间传布。比照圣经，他做就是先知的事情。 （2）孔子对自己的先知的身份，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没有充分的自觉。狄百瑞教授在《儒家的困境》中认为孔子是“未公开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这是很有道理的。（3） 所以，当孔子说出这个天启般的道德真理时，他就证明了自己是先知。 [6]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孔子对他所说出的这两条道德原则，强调的程度是不够的。甚至其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是通过他的弟子子夏之口说出来的。他所传达的这两条道德真理至今也未能在中国带来伙伴关系型的社会制度秩序。在中国人，无人不承认，孔子的思想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影响是最大的。但是，这一巨大的影响却与上述道德真理无缘。 鉴于孔子对自己先知身份的自觉程度和其所说出的道德真理的落实程度，可以断定，孔子只是朦胧的先知，不是自觉的先知。他渴望被赋以天命，天也这么做了，但是他最终未能明确地分辨上天的意图。孔子最终未能成为自觉的、高度自我实现的先知，与他的另外两种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君子与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君子？如果说孔子的身份是君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在中国，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来的。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认可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与仅仅是一位朦胧的先知相比，孔子更是一个自觉的君子，并时时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弟子。孔子还提炼了君子所应具备的许多美德，并被后来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所欣赏，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孔子把君子身份变得很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君子与学问联系起来。真正的君子有大学问，往往是硕学鸿儒。君子对弟子的讲习，可以传达天意。无天意可以传达的时候，就给弟子授业解惑，教他们习文习艺。但是讲习本身无法培养先知。君子的博学一方面实现了君子与学问的结合，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君子与先知的距离。先知是传道的，不是学术的，不以学术为志业。学术越多，也可能意味着成为先知越难。因为先知要得的是道，不是术。如同拜克所指出的：先知的思想由心而发，他们提出的思想既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一种神学，他们既不沉迷于敏锐的论辩，也不沉迷于学术上的构造。他们并不乞求对经验的最高原则刨根问底。总起来说，他们与思辨无缘。他们也不研究思想的问题，故而也不从假设或前提开始思索。迫使他们去思想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追求—他们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真理所镇服。借助此种方式，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简明性。他们不是称作为个体去言说，毋宁说他们是某种更高、更原初的力量的传声筒，他们代其言说。（4） 先知是上天挑选的，而君子多半是后天修炼而成的。先知都是以个体来活动的，不指导学生，因为先知不是教出来的。从这种角度看，老子是更彻底的先知，他没有学生，而且投身荒野。圣经上的先知也是在荒野，而不是在庙堂。倒是博学的君子常常弟子成群。君子有学问，讲礼数，所以也很容易被君王看重，并被招去为君王服务。所以，君子也容易成为、甚至很向往成为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帝师？帝师是老师的最高等级。而孔子又被视为不可超越的帝师，被帝王们争相奉为至圣先师，甚至被封为百代帝师。在孔子的三个身份中，最受重视的、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身后的帝师身份，以至于帝师，而不是先知与君子，成为一代代中国文人的梦想。 先知与帝师的本质，都是提供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生活的道德律令的忠告。但是意图截然相反，一个是要建立伙伴格局，一个是要建立君臣格局。帝师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者。先知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天下主义者。不管是否有人听，他的目标听众是天下人。他要挑战的整个国家，从帝王、帝师到百姓。几乎没有帝师敢于挑战帝王，而先知则必须有勇气挑战整个国家，如果有必要的，甚至挑战天下。孔子是个自觉的君子，自愿的帝师，不自觉的先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