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论中国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大的题目似乎无当。惯常的做法是把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现象拿来说事，再回顾中国现代以来对文艺复兴的几次自觉、呼唤，而展望中国文艺复兴的前景……这种谈论无论如何有道理，终不免落得民间所谓过嘴瘾的地步。 不少谈论文艺复兴者，以为自己落实到价值层面，国家文明价值，甚至是个体本位价值，从而以为给予了谈论以正当性。但在这个一盘散沙的国家社会里，在这个空前淡漠、打压、众人推波助澜地抑制个性的时代，人们都活得艰难、短浅、飘忽难安，人们在都市化、全球化的钢铁水泥森林中爬行或飞翔，在高楼大厦间的方形或异形巢穴中蜗居或穴居。让个人苟活的国家或文明落实于何处呢？个体本位落实于何处呢？文艺复兴跟这些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说明今天人们生存的状态、性质、前景，文艺复兴的号召就只是一个笑话。 近代以来中国的几次革命，康梁革命、孙黄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都有文艺复兴的内在要求，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实于大于个人的层面，国家快怎么样了，文明如何了，阶级是如何剥削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后起而为辛亥革命背书，虽然它希望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有人的自觉，有个人的发现，但它很快被五四运动拉偏了道路。）……这跟其他国家的革命宣言比，开篇明义即谈论人的价值，说明个人的权利、尊严，说明地域、种群中的个人代表资质和比例……有所不同。 凡此种种，我们今天谈论文艺复兴，多半近于痴人说梦。 二． 因此，我们讨论的文艺复兴，注定跟大多数人无关。大多数人仍执迷于生存或私人主义的生活，文艺复兴却是少数人的命运，是少数人自我较劲、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文艺复兴跟少数人的精神蹦极有关，用中国人自己的话，他或他们能否道极高明而近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文艺复兴跟少数人理解的来路和去处有关，用西方人的话，能否复兴先人的光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文艺复兴跟少数人的无穷探索有关，用中国人的话，能否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继往开来，能否下开百代，为天地生民立心立命。 文艺复兴是一个外来概念，中国人自己把这一类的革命事业叫做演易，叫百家争鸣，叫尊德性而道问学，叫新文化运动，……还会有新的概念，但都无外乎“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而“四时成”。如果我们把至简而包罗其中的演易当作人自觉与天地参的事业，把因观察发现天时、地理、先人业绩等时空坐标而促成人的文明……这一现象当作文艺复兴的前提，我们今天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演易。 文艺复兴是一种革命，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精神思想和产品。为什么要革命？因为现实的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从个人、阶层到社会、国家等等文明单位，其现实状态难以满足全面的需要。因为现实跟文明的历史和理想脱节，因为现实充满了危险、紧张和灾难…… 演易者，其有忧患乎？ 三． 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未像今天这样利益攸关。 十九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就证实人类的个体跟整体的发展异质同构，个人有成长、发展的阶段，文明整体亦然。只是科学思维尚不能突破自身，打通天地生人之间的灵性联系。在原子、中子、质子等等无限细分的客观世界面前，这种灵性如何作用，至今仍在科学思维之外。固然，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蝴蝶效应……已经在更新传统的科学思维，但科学思维自身的发展尚不足以替代人类思维的全部成果或可能性，如因明逻辑、易道逻辑，科学思维也没能取代它的来源之一占星术……而在莱布尼茨的单子或预定和谐、容格的同时同步性原理中，尚不能看到科学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试图将人类已有思维科学化的努力。 人类的发展，其时代精神、其集体思维并非一成不变；而发展进步也非进步观念以为的今胜于昔，现代文明的质量要比传统文明完备。固然，中国的易道思维、阴阳五行思维在秦汉前后发生变化，有的隐去了，有的发展完备了；西方的形式逻辑到了近代开结出现代科学……但人类的文明并非进化得一天天美好起来。马克思甚至发现，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对社会起作用的只是商品而非基督教的博爱；今天的中国人也发现，易道思维和五行思维早已让位西方、科学、资本等等，由五行元素的生克构成的宗亲伦理让位于资本、权力和知识等新元素的消长或合谋。当我们痛心当代的人类灾难时，我们只有回到文明传统中，才可能校正我们的生活，才有重建我们生存的多维时空系统。这种返本开新的演易，就是文艺复兴的关键。 人类的思维，那最初的文明花实，追溯起来，多来源于对天道地理的观察。那些观察，春夏秋冬的四时替代，东南西北的四位设定……构成了我们的生存的本质。只是今天的我们忽略了将它们融入当代的生活，重构我们人生的坐标。这种观察结论，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可以说是线性循环的时间序列和有边界而无限的空间排列。这种时空系统，用中国易道思维解释，就是阴阳五行系统。 四． 演易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新拓展的时空纳入到旧有的系统中去。用诗人艾略特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解释，每一新出现的人物都丰富了传统，都对传统秩序有所改变，但传统的结构不会变化。就像王朝中国两千年来的四维五伦，也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从三代末世的礼、仁，不断地增加内容，直到汉代的思想家，补全了仁义礼智信等等四维八德。同样地，科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试错阶段，每一阶段的科学框架都是当时人类探索的成果，也是当时的真理和集体归宿，直到今天我们仍未抵达科学的终极。重要的，我们不能将前人开放的系统封闭固化。 因此，文王演易，就是在连山、归藏之外，重新解释文明世界，重新为天地乾坤定位。但后来的革命者，气局就偏狭了。如孟子拒杨墨，如宋儒在佛老面前争强好胜、以天理压人欲，如现代中国革命以国家消灭个人…… 在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观察中，春夏（长夏）秋冬、东南（中）西北等四时四位及其中间的中庸变易时段，是跟木火（土）金水等五行轮转相关，跟仁礼（信）义智等伦理相关。这种宇宙秩序，在中国人易道思维中，有变易、不易、简易的意义。因此，中国学者如潘雨廷先生在观察春秋战国这一系统时，发现了春秋霸主即齐国、楚国、晋国、秦国等国跟东南西北四方轮替间的关系，发现了这些国家跟仁礼义智等伦理之间的关系。 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不如说易道思维是一种伦理思维，这种伦理早就超越宗族国家，上升到天地君亲师层面。而这种演易也是与时俱进，鼎革损益，丰富了易理。如孔子一生，也在礼学、仁学、易学之间迁移，他晚年举意演易。只是因为他质实地讲求克己复礼为仁，不语怪力乱神，从而使易道思维的演进出现偏差。即使有弟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号召，国人仍讲华夷之辩，仍止步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为新文化运动诸子演易，将德、赛先生引入伦理。当代台湾地区演易，将第六伦即陌生人引入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 可以说，伦理文化仍有着跟科学实证、宗教信仰等文化一样强大的生命力，甚至从宇宙秩序而言，它们既各司其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说更近于概率思维，倒是费孝通有所感悟，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孝通似乎意识到了个人、国家的时空坐标的拓展。 五． 由此可知，东方的孔子以仁以礼周游列国时，时代的重心已经在变易，南方为火，更有文明之象，南方的老子比他更懂礼。即使老子也知道礼已经时乖命蹇，他在中原演易讲道德之后，即西出函关。因为东生西裁，散乱的文明材料、自由散漫的人物事件需要收割、审判、裁定了。西方为金，为义为利。夏商周三代两千多年的文化被西秦耕战之国取代，在上古中国的道治、德治之后，在三代的仁治、礼治之后，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纵横术、帝王学一类的阴谋争胜，即时代流行尚贤巧智，仍会为利力取代。 老子绝圣弃智，也是因为看到这两种伦理无补于时世的变易。秦国变法以信开始、很快即以利诱人，最终建立了法治王朝系统，虽然经过反复，如黄老流行、上以孝闻、以忠孝治天下，但信义利益刑法等伦理在王朝系统中扎下根来。只是秦汉一统，国民时空感停滞不前，五行的生克乘侮等变易关系不再通达无阻，反侮和凌乘的专制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后来中外有识之士痛切的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其流毒至今犹烈。 当司马迁写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时，他没有想到，他的史记演易强调了利益至上主义、天下一统理论。利治诞生的刑法不是法治而是暴力横行的法制，国民的智力资源被浪费，科学创新成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国民的诚信、仁爱、宗族礼仪资源被闲置，或被侮辱，或被凌乘管制。 因此，当南亚地区的文明，说尽众生苦理的佛教传入时，这种新的礼治给了“礼不下庶人”的百姓以安慰，但不足以推动易道伦理的前行。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曾把佛教及其发源地跟华夏天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秩序里，儒释道的演易者们也不曾在利法理欲之外，发现知识、技艺、学问的科学智力成就和人性的道德资源。王阳明拈出良知，欲接通易道思维。但在那样一个专制封闭的系统内，华夏文明自身诞生不了资本主义，诞生不了科学。一切类资本类科学类博爱类宗教的领域，都只是别人眼里有待整理有待审断的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