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精神的艺术救赎

　　传统与当代、艺术与文化

杜：你的艺术创作既紧密联系当下，又有经典绘画的影子，这在出生于1960年代的“新生代”艺术家中并不多见，那么你认为你与他们的异同是什么？你如何看待传统与当代的关系？

王：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我认同今天所有的艺术形式。就如同我常说的：“上帝给人的东西都是好的”，既然它存在，那么就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所以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学院传统，亦或其它的任何主张都有它的合理性。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与当代艺术一样关注当下，我看重此生、此在、此时，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没有资格或能力去记录过去或未来，我能做的只有记录好当下。而我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区别则更多的是记录当下的内容、方法与形式。在我看来，当代艺术过于狭隘、功利和市侩，它们只记录那些有效的、有用的或值钱的，但对于边缘的、普通的、平常的、微小的或处于底层的艺术家、社会需求与大众需求却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我称这类艺术为“市侩的当代艺术”。它们似乎专门服务于精英，而精英又服务于某个阶层或某种权利。事实上，在这一关系中，精英仅仅是工具，而艺术收藏者或资助人才是幕后真正的主宰，是他们决定着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这也是当代艺术最令我厌恶的地方。我期待的当代艺术应该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丰富的，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需要。但事实证明，当下的精英文化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真正需求与品位，而打破这种有毒文化的统治正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杜：你的油画创作用色比较厚重、强劲有力，你如何看待被誉为中国文化精髓的虚？

王：我们需通过对事物表象的观察来得到其背后的东西。厚重既可以很美也可以很丑，中国绘画中的虚其实表现的是人们对现实不满或想逃离现实的情绪，这与中国文化的好坏无关，只是人对现实的一种心理。对当下极其物质的现实而言，对这种意境的需求是对人心理的一种补偿，所以这种绘画毫无疑问地会受到市场的追捧。但令我担心的是一些画家会将虚看作为外在的语言与文化看待，这是很弱智的。虚可美也可虚假，实可深刻也可愚拙，关键是其背后的东西。任何过去的符号肯定会投射在现代人的某种心理需求上，但现代人需警醒的是，任何对过去的拷贝都是违背艺术的天职的，所以当下兜里有了些钱的中国人欲用中国古代文化来对抗甚至打倒西方是十分不明智的，同时也会误导社会。我一直担心缺少信仰的人因为看不远会走不远，没想到那么多人还退着走。我认为应当把传统看成是资源而不是方向，否则，伟大的中华民族还会不断重演被人超越，欺侮和不断阿Q的悲剧。

李：文化是深厚的，但同时既可能是规矩和成见，也可能是人心的教化，那么在你看来，艺术家的率性该如何面对文化的教化？

王：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文化的形成是非常复杂、长久的，它既超越于个体存在的时间，也超越于个体存在的空间。在你出生之前，文化就已经开始活动、已经成形了，所以当你作为个体去面对它时，就犹如一般的石头、树木、花草或房屋面对滚滚洪水，往往会被摧毁殆尽。文化会制造、拷贝或复制跟它一样的东西，但人不愿意被复制，于是便产生了个体与文化的抗争，但在这个抗争中，个体就如同一块石头在面对汹涌的洪水，任何抵抗都是不成比例的，是无效的。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或文化当中存在多种线索，除了刚刚讲过的会同化个体、摧毁个人自主独立性的文化外，还有一种文化是支持并保护个体的。这两条线索一条是显性的，一条是隐性的，而人们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于显性的文化，即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存在，包括构成物质形态或行为准则、价值标准的东西都属于这种显性文化。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忽略另一种隐性文化的存在，这种文化很奇妙，它可能存在于一些民间的个体身上，比如一个农民，因为他们无知，保持了自身的野性和天性，所以他们无惧与道德或法律的对抗；可能存在于一个偏僻或落后的少数民族身上，因为他们没有正统文化的束缚，所以他们无惧与中央或政府的对抗；也可能存在于一个悲剧性人物的诗歌、作品或故事里。我们能够在这些另类的人群身上找到一种依据、依托或者动力，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或思想家会从这些另类的个体或人群中寻找线索，因此从他们的文章或访谈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很有力量的理论与主张，但我们也会发现他们最终的生命观却往往都是悲观的，即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者。

禹：那么在你看来，他们之所以最终会沦为悲观主义者的原因是什么？

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的归宿或信仰的归宿。但我并不否认人们对于信仰的追求仍然存在，只是像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只有你的波段或思想高度能够与上帝相契合时，你才能接收到它。而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前提，这时你的世界观就拥有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之后一旦你到达了思想的极限，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只有在那时，你才会获得绝对的快乐与绝对的自由。但我们又无法强迫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而神的知识无限。但一旦你获得了信仰，获得了这种无限性以后，你就会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超越世界上所有的成就，而这也正是信仰中的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你不会成为一个终结者，你也不会感到骄傲，因为面对神的无限性，你没有理由骄傲。但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尤其是具备了人类所有思想与经验的人来说，他最终只能沦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甚至他的绝望要远远超过一个同样没有信仰的普通人。因为对于他而言，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他的胃口，但知识本身的无限性却仍会使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杜：你刚才谈到了绝对自由与绝对快乐，其实中国有一种十分高妙的思想，比如心外无物，即在你的心灵之外什么东西都不存在，换句话说，只要你心里认为什么东西是存在的，那么它对你来说就是存在的。如果一个人想通了很多道理，并且心中充满快乐的话，那么这时什么样的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极乐世界，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不快乐的种种思维或观念的话，那么再快乐的地方对他来说都是地狱。信仰所起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作用，它以一种非物质的、非实体的方法让人们进入到一种绝对自由、绝对快乐的状态。

王：神既然授权给各种宗教，那么他一定要让这些宗教来帮他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他授权人类有这些文明的发展也一定有他的用意。但我们必须认清一点，那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造物。人不能离弃唯一的神，一旦陷入多神状态，就会造成人类自身的混乱，这一点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很多例证。具体到今天，我们虽然仍在强调人类的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必须是在一个所有人都遵循的普世价值观前提下的多元，一旦否认了这个普世价值，多元化本身就会带有专制性和个别团体利益、精神利益或种族利益。事实上，解放的人性不是人性，而是接近神性，但一旦把人性解放当成一种目的时，反而会变成魔性。所以在人性解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悲剧的现象、黑暗的现象或者邪恶的现象，而这实际上又是人性解放必经的一个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人类才会变得和平。整个西方文明和西方人种的发展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来他们是很野蛮，很厉害的种族，但宗教使他们产生了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使得今天的西方人看起来比较儒雅、比较文明。对于西方人来说，上帝之所以安排人类经历那么多战争、那么多事情和波折，最终就是想让他们认识到和平的可贵。

杜：你曾将艺术分为娱乐类、批判类以及责任类，你更为欣赏责任类的艺术，那么在你看来怎样的艺术是有责任的？艺术及艺术家的责任又为何？

王：我曾形容过娱乐的艺术是让人感到舒服的艺术，但有责任的艺术不一定让人感到舒服，它可能会让人感到难受。对于责任类艺术价值的衡量，较之于往昔，虽然根本标准无变化，但我不再拘泥于形式，而注重效果表达，如此，过程恰恰是艺术家可有所作为之处。就如同科学，艺术也需不断地创造新形式、新语言等，以满足最终效果的表达。所以有责任的艺术对人的身心有理疗、安慰之用，虽然艺术家不同于救死扶伤的医生，但他能敏感地察觉到社会的弊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充满弊端的当下，有责任的艺术家能从绝望中察觉到希望，他的艺术创作的出发点是对其他人善，而不是为了显摆、证明自己，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定会证明自己，这也是艺术家继续前行的动力。每个人经历的过程一个也不能减少，如同《创世纪》中所讲，男人要汗流浃背，女人要有生育之苦，其中“汗流浃背”的意思是人必须经历由黑暗到光明的过程，要得到食物需先进行劳动，而不是上帝直接造好后由你轻松地获得，这就是原罪的命运。从此意义上讲，作为一名家长与教师，我不能让孩子与学生直接到达伊甸园，否则是与上帝作对，一定要让其经历该经历的。

杜：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目前的状况？你对下一阶段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有何预期？王：现阶段的当代艺术代替之前的“官方艺术”是符合真理的，今天的人企图用高价位、高曝光率、博物馆收藏展示以及历史书写的方式来加强和巩固它们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人类的一种努力、中国人的一种努力。未来十年，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应该是全新的。因为之前的艺术创作面貌更多的是由政府和西方受众所决定的，但未来十年，中国资本阶层的文化、审美、精神需求以及他们所代言的艺术象征和身份象征都将由全新的艺术来体现。这个全新的艺术一定不是按照以往的标准来选择的，尽管今天的市场导向仍会使一些人延续以往的价值观与艺术创作，但新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中国趣味、中国标准、中国价值一定会成为未来十年的真正标准，并且这个标准会影响全世界。当中国当代艺术与标准树立起来时，全球的买家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来购买艺术品，相应的理论也会应运而生，而以前的标准则会慢慢地淡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