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讨会现场时间：2009年4月18日 地点：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放映厅 主持：张亚璇 嘉宾：周强，冯艳，彭姗 张亚璇：我们请冯艳来谈一谈《秉爱》在日本发行的经验。《秉爱》先是07年在日本山形电影节得了一个帮助发行的奖，08年冯艳在山形电影节的一个朋友就促成了这个事情，这其中他们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好像也不是走常规的艺术电影院线。我想请冯艳具体谈一谈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最终这个电影的发行效果如何？ 冯艳：山形的那个奖叫“社团电影奖”。因为日本有电影社团，就是很多小的电影院他们自己的一个组织。那个电影奖的钱也很少，有三千美金。有了这笔钱以后，如果有发行公司想给你做发行的话，这笔钱就给发行公司; 如果你决定不发行，他们就当做奖金把这笔钱给你，你接着搞创作、生活都可以。 我对发行一点概念都没有，就觉得这件事不太可能。有一个当年小川摄制组的副导演，也是电影界的老前辈，他出来以后就说，这部片子我非常喜欢，很好，但是里边的声音不行，有很多技术上的弱点。因为我完全是一个人用DV拍的，也没有助手，也没有使用（外接）麦克什么的，确实有很多在技术上按常规来讲是不过关的东西。后来参加釜山电影节的一个大师班，碰到原来在小川摄制组一直做录音的那个菊池先生，他特别喜欢这部片子。结果菊池就认为，电影要是你那样说就别拍了，有很多电影都不会诞生，特别是像这样一部电影。 他有很多年做电影录音的经验，他说，我很想做这个电影的声音，如果你愿意做的话，我来给你做。我们在回国之前见了好几次面，他一直在跟我说这件事。我说，不太可能，因为我没有钱请你来做这个。他说，我们可以搞发行，用发行来回收制作成本。他是日本录音界的叛逆，他的录音思想，他的观念，我非常欣赏，后来我跟他一起工作，学了很多东西，完全不是那种常规的降噪，而是如何用这种东西表达你的思想的创作。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其实就是为了做声音才考虑到发行这件事的。 菊池先生也有一些独立电影的发行经验。日本的独立制作有一种传统，像以前小川、土本他们拍片子都是这样， 就是自己去融资。它融资的方式完全是民间的，不是商业的，就是按份分，比如一份十万日元，你投几份都可以，越多越欢迎，至少是一份。 他们会印一些宣传资料，融资完以后都是个人出的钱，如果你这个电影回收了，这个钱就会回来，有时候就会有分成。出钱的那些人都是因为喜欢这个导演，或者觉得这部电影有意义应该拍， 然后这部片子就拍成了。 发行也是这种方式和形式。当时想了想，做前期的宣传，最小范围的也最起码需要三百万日元，合人民币二十万左右，这是最小的宣传费用。当然大制作后边的位数完全不一样，我听他们说《三峡好人》在日本做的时候有一亿日元的发行费用。三百万日元就是能最基本的雇很便宜的宣传人员来给你做，但是得有人做这件事才有可能。 藤冈朝子是1997年我第一次参加山形的时候认识的，她一直都在亚洲部门工作。她对中国、对亚洲的导演都特别支援。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她就觉得要不然我来做这件事。山形这么多年一直支持，鼓励亚洲的年轻人创作，发行这块还没有尝试过。尤其现在亚洲的导演，可能更多地在欧洲，在更大的电影节拿奖，根本不需要在山形来证明这个事情，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让影片更多地和普通观众见面，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今后的一个课题。她就说，我们成立一个组织吧。不是一个公司，也不是有法人的组织团体，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搞片子的发行，第一部就是做《秉爱》这部片子。除了三千美金之外，剩下的都是我在日本待过的十几年中结识的老师、朋友，或者特别喜欢这部片子，可能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来出钱，凑足了三百万日元，就开始搞起来了。 3月7号（2009年）开始，在东京的Eurospace电影院——贾樟柯的电影，除了《三峡好人》也都是在那儿放 —— 三个星期每天放四次，结束之后准备再一点一点向全国的院线发行。因为电影社团有全国的网络，现在到七月份已经排了有十六、七家电影院。开始除了在Eurospace放三个星期，还有关西的三个电影院也连续地放了几个星期，就全国各地的电影院放下去，每天都有放映。现在迄今为止放了一个多月，基本上成本都回收回来了，我觉得很意外。 在Eurospace放映的头三天我去了，跟观众还有一些志愿者有一面对面的些交流。有我完全不认识的志愿者，他在别的地方看过《秉爱》，特别喜欢，他以前在日本挺大的一个传播影像的制作公司工作了好几十年，四、五年前那个公司解散了，他就自己开了一个酒馆，客人完全是电影界的一些人，因为他特别喜欢这部片子，就给客人卖票，他竟然卖了一百张。还有的人今天去电影院看了，明天又带着儿子去，后天又带着朋友去。日本人支援一个导演、支援一部影片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不是说我给你钱干点什么就完了，而是一次一次地去电影院，买票去看你的电影，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温暖。这次我的钱能够回收回来，也会给他们一个信心，可能下一部电影他们还会支援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