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和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与其他人相比，他更倾向于把文学看作更为严肃的哲学问题。在他的作品和对其他文本的分析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作品价值的不可靠的陈述：这本小说是不是比另外一本写得更好，这位小说家是不是比另一位小说家高明，这不是布朗肖所要关注的；相反，他的写作总是围绕同样的问题：文学的可能性，或者说文学对思想提出的明确要求是什么？通过关于文学可能性坚持不懈的沉思，布朗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像雅克•德里达(1930-2004)1 ，保罗•德•曼(1919-1983)和米歇尔•福柯(1926-1984)那样的当代法国理论家都深受其影响。如果没有布朗肖，难以想象会出现后来被冠以后结构主义之名，并在盎格鲁-撒克逊批评理论中产生如此影响的那些思想。 布朗肖的写作可分为四种：时事性政论，文学评论，小说以及后期那种逃离了一切文类定义的混合风格——以一种高度格言化和神秘化的方式来对混合了哲学和文学的内容进行表达。按年代顺序来描述这些不同的风格是极具吸引力的。然而，问题在于，文学，文学理论与哲学之间区分模糊的地方，是布朗肖文学理论的重点之所在，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或然因素。而且，通过这些相异的风格，布朗肖在阐释中不断深化发展的，是同样的主题——即文学，死亡，伦理与政治。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把这四个主题视为相互分离，立场各异的四个部分。布朗肖思想的全局问题在于：文学的意义和可能性何为。他不从战斗力方面来(in terms of a cannon)理解文学；也即据其相对的价值来判定伟大作品的等级次序。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在布朗肖那里，找不到细节性的文本批评，即便是在其作品以更传统的方式表现为对某个作者的研究的时候也如此。因此，对布朗肖来说，文学不可能单独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只涉及价值和品位问题的领域，因为文学触及的，是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布朗肖来说，最重要的作家是哲学家，特比是G.W.F.黑格尔(1770-1831)、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和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1906-1995)那样的哲学家，以及像奥地利（捷克）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忒法•马拉美(1842-1898)那样的文学作家——对他们来说，文学问题产生于写作活动——而不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批评家。 具体来说，布朗肖研究文学的路径可归纳如下：（对布朗肖来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文学文本是否具备某种特定的价值，不在于它们好不好，也不在于它们是否属于这样或那样的流派，或者这些文本是否属于经典之作；相反，核心问题是，这些文本如何推进布朗肖所谓的文学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在布朗肖看来，我们理解语言和真理的方式密切相关。通常我们把文学文本理解为向我们传达“真理”（的媒介）。文学批评的目标，就是获取真理。相反，在布朗肖哪里，文学的重要性，或者说，他所谓的文学的“要求”，就是质疑这个真理。每个文学文本，就其可被称为“文学”而言，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来抵抗简化，拒绝还原为某种单一的阐释或意义。我们可以在那场从十八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运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找到这种研究方法的来龙去脉。在这里，布朗肖看到了现代文学理论的起源，因为浪漫主义是第一个注意到现代小说显著特征——现代小说回转自身，成为自己的主体——的文学流派。只是在这场运动中，文学才成为文学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另一种话语（如哲学和历史学）的客体。 在我们把其他主题纳入视野的时候，这个更加独特的研究路径也就相应地拓宽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朗肖的全部著作都在反复思考我们与死亡的关系。这是他在全部写作中不断回归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说，他想说，死亡就是通过文学的要求来经验的那种东西。当然，不是个人（辞世而去）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作为我们自身“虚无”问题，个人主体性限度的那种死亡。因为吸引布朗肖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条件正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解体和消亡；因而，写作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语言的无名性(anonymity)之下。他想在这种出自于文学经验的死亡观念与哲学上的死亡观之间进行比较。事实上，正是通过对死亡的沉思，布朗肖才在其作品与哲学传统之间做出了清晰的区分，结果，文学问题也就成了对(to)哲学提出的问题，而非哲学问题，即哲学的(of)问题。 文学问题的拓展也与第三个主题：伦理相关。正如我们倾向于从价值角度来理解文学那样，我们与他者关系的直接性也有隐没在普遍性道德原则之下的倾向。布朗肖的伦理理解的基石，在于超过一切语言表达限度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伦理通往文学的道路。因为对布朗肖来说，二者都是粉碎思想统一性的根本经验。他者超越一切指称，正如文学拒绝还原为某种单一的阐释那样。语言因此而成为对丧失自我掌控的经验。
从伦理问题到政治和共同体——在布朗肖哪里，这种共同体在本质上是文学的——问题只有一步之遥。这里，布朗肖看到了我们时代面临的主要威胁：即我们正把生活的一切重要部分消解为客体化的知识。然而，由于文学，死亡，他者都不可能成为客体，因此，（随着生活的解体），我们也就暴露在（可能）丧失人类共同体并最终丧失自我的危险之中。布朗肖也因此而（在他出版的著作以及政论形式的政治介入中）发展出一套关于文学共同体的思想，以逃避这种对人类生活的简化。到这里，以下的观点也就更加清楚了：除非从文学的本质来理解我们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否则，我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存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朗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使它更加趋向于犹太主义，共产主义和文学统一体。 献身于文学事业——尽管他也有看似要求公共见证的政治介入——对布朗肖来说，一直以来都意味着：作者应该消失，让作品独立地存在下去。因此，书写这样一个作者的生活——其作品要求作者消失——是讽刺性的。无论如何，关于布朗肖，我们的好奇面临的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时间上的不可能。因为关于他的生活，除近年来公布的一些诱人事实（其中很多是由布朗肖本人公布的）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默默无闻（无名性）和视觉上的不可见反而悖论性地提高了他的公共声誉。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曲意奉承公众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写书，仅此而已。他就是为他的理论抽象地表达的那种存在，一名消失了的作者；结果，当网上惊现布朗肖相片（然而我们能否确定那就是他？）的流言盛行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把它拷贝下来做自己的备份，让这仅仅是一个名字的存在变得更加真实。 在记住这些重要的限定性条件之后，让我们简要地谈谈我们所知道的布朗肖的生活。布朗肖于1907年出生于法国东部勃艮第(Bourgogne)区一个名为感恩(Quain)的村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为极右翼的报刊写作。在布朗肖的全部作品中，正是这个时期的创作，给评论家们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和痛苦。这些报刊在反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它们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物质主义文化的化身，而这种文化的统治法则，就是经济。因此，试图用国家的压制统治来取代市场的暴政，也就成了这些报刊的最终诉求。然而，这里说的国家，不是法律授权的合法国家，而是那种从神话和民族传统中获得合法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具有种族纯粹性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密不可分，因为犹太人不属于任何种族，其存在势必污染其他一切种族的纯粹性。 单从布朗肖本人与这些报刊的关系来看，他是不是一名反犹分子？使我们在做出肯定回答时犹豫再三的，是他与他1927年以学生身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邂逅的犹太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之间的友谊。但这也不能改变布朗肖供稿的报刊确实刊印过反犹材料，而布朗肖本人也必然对此有所意识这一事实。接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更为根本——是，他为这些报刊写作这一事实，是否令其其他的一切写作无效（撤销布朗肖其他著作应有的意义，作者的意思是，我们能否因噎废食——译注）？值得注意的是，布朗肖无意为这些出版物道歉并试图隐藏他本人对此的介入。问题在于，因生平的事实而废弃布朗肖的著作，或者说，把这些著作的意义还原为传记性的因素，正好与其作品关于文本影响不可回指作者生活的教导背道而驰。而且，这也会让布朗肖作品中关于政治性(the political)深层探讨变得不可能：在那里，我们可以说支撑其早期右翼君主主义的民族神话，事实上服从于实质的(substantial, 实体的)批判。我们关于信息和事实（比如，布朗肖的照片）的执念——就好像我们能够使“名字”成真，就好像我们的言语与包围我们的事物一样坚实而本质——在关于这些事物的深层思考中，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但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要否认布朗肖应负的伦理责任。 战争年代，布朗肖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与许多同辈人一样，被笼罩在神秘之中。这些日子里，有三个事件显得尤其重要。首先，在被运往集中营的途中，他救出了列维纳斯一家（列维纳斯本人是一名战俘，因是法军的一员而被送往死亡集中营）。其次，他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相遇并成为后者忠实的朋友；巴塔耶与列维纳斯一样，对布朗肖的作品有着巨大的影响。再次，在面临德国行刑队模拟处决2 的时候，他看起来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3 那样经历了一场改变，实现了经验的升华。在新近的记述(récit/narrative)4 《我死亡的瞬间》(The Instant of my Death, 1994)中，他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 战后，布朗肖重操旧业，为像《方舟》(L’Arche)——这是当时最早独立的报刊之一，由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与哲学家、作家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主编——及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主编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那样的报刊写作。然而，他最重要的作品，却是发表在巴塔耶的杂志《批评》(Critique)上的。战争意味着布朗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论写作的中断，但后来他确又重新开始写作这类时事性的评论。1947年，布朗肖离开巴黎，到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沿岸，位于尼斯与蒙特卡罗之间的一个小村庄，埃兹维尔(Èze-ville)定居生活。1940到1950年间，他出版了五部小说——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先前写就的；接下来的十年间，他的叙事文也相继出版了。1953年，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战争末期被迫停刊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复刊。一直到1968年，该杂志都得到布朗肖定期的供稿，这些文字多以书评的形式出现。布朗肖关于文学的批评著作，几乎全部来自这些材料的重刊。正是在此平台之上，布朗肖才开始对法国知识界产生如此非凡的影响。 1957年，布朗肖回到巴黎。如果说，布朗肖十年前离开这个城市所导致的结果，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之上，在他自己的创作和关于他人的作品中消化自我(absorb himself)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回归，则标志着布朗肖政治活动的重新觉醒，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类活动正是其生活的特征。然而，现在，布朗肖在政治上已不再是极端的右翼分子，相反，他成了激进的左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参加了反对戴高乐的知识分子运动。1960年，他不畏牢狱之迫，联名签署了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1968年，在著名的学生运动中，他是“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 étudiants-écrivains)”的一员——几乎所有委员会的小册子都被认为是他写的。但不久之后，他又因该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而与之决裂。对布朗肖来说，大屠杀的恐怖，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时刻）悬在任何有责任的思想家头上。他关于此事件的沉思为他1958年起与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的友谊所强化和加深，后者写出了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布朗肖最近的大作《灾难书写》(The Writing of Disaster, 1980)就是在此经历的阴影下写就的。1968年后，布朗肖在公共场域几乎完全消失，他的创作也逐渐消停。他最近的一次出版是在1996年。他仍然住在巴黎，直到现在，他还是拒绝接受采访或作公开的露面。 本书围绕我们界定的四大主题而组织论述。第一章和第二章探讨了布朗肖研究文学的路径，第三章和第四章围绕死亡主题，第五章论述伦理关系及其与文学的关联，第六章到第八章则着力于布朗肖的政治思想。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主题的区分是我们而非布朗肖本人做出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专论死亡或政治的一章，他在书中将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主题并使自己的立场与其他理论家相异，同样，我们也不能期待他会有关于某个主题的专著。布朗肖不以“学术的”风格进行写作——即使是在那些人们可以称之为理论著作的作品中也如此，相反，他的每篇文章，我们也不该忘记，这些文章最初是以文学评论的形式刊发的，都以作者的名字或作品开始，继而向文学的可能性挺进。事实上布朗肖的作品中确实存在这种持续的风格，即便通过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他也持续地回到同样的问题。这也就为什么很难说布朗肖的作品有什么发展。其作品的标志，也就在于顽固地紧紧抓住文学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拒绝放手。因此，即使我们可以认为他后期的著作更多地关注政治和伦理问题，这些主题也是在文学可能性问题的语境中得到思考的。这就是从整体上思考文学的方法——尽管人们只能通过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来接近文学——同时，这也是布朗肖留给批评理论的最重要的遗产。最后，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很难断定布朗肖文学事业的核心文本是哪些。因为每个文本重复的，是同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补充说，如果想要体会布朗肖文学批评，或者说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的整体视野的话，可以从《火的作品》(The Work of Fire, 1949)，《文学空间》(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955)和《灾难书写》(1980)这三部作品开始。本书意在对布朗肖的著作就其与批评理论的关联作简要的导读。为此，我们做出了如下的重要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文本上，只在阐释说明理论文本的时候才提及布朗肖的文学作品。在本书结尾部分给出的延伸阅读也反映了这个决定。与一切导论一样，我们希望本书将激起读者回过头阅读原著的兴趣，而不是把这本书当作原著不可能的代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