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迎华：现在你自己怎样看待这几个作品和这个阶段的创作？你与社会的关系呢？ 方璐：我想任何还在思考的人都会经常提问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艺术家更是如此，而这些想法往往会反映在作品的倾向上，社会学型的作品，观念型的作品，又或是视觉型的作品。我想或许我那部分的作品是一种好奇而引起的介入，并不是一种体验式的介入，所以作品会做到即止。像“直出香港”和那个时期的几个作品，是因为我住在旧金山，对美国的亚裔华人文化好奇和渴望理解而产生的作品；而“熊猫快递”“新闻重演”也是因为离开中国多年之后而产生了这些和中国社会现实相关的作品。这些创作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也是属于那个特殊阶段的。 卢迎华：“我的同学”和“密度”这两个作品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关联，都是你邀请他人在你的镜头前表演一种状态直至表演者完全进入他所表演的状态，从表演转化为一种无法抑制地自我表现和自我流露：在“我的同学”中，自愿者在完全私密和放松的环境中伴随着自己最喜爱的音乐起舞；在“密度”中，两位表演者始终坐在凳子上，抓着凳子向地面不断地敲击，狂躁不安，非常生气，在一段时间之后，表演者变得真地愤怒起来，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我很感兴趣在你作品中这个转变的发生，是你在拍摄前所预设的吗？它是你的初衷吗？你又是怎样把握整个录像的节奏和与表演者互动的？ 方璐：前面提到在有其他人参与的表演中，我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导演，是有意识的被动，在设置了一个基本的环境和事情，具体拍摄时的实施过程往往是未知的，并没有太多的预设或者排练。所以尽管框架是我设置的，但是这些框架是相对开放的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些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像坐在凳子上摔凳子或跳舞，而在这个框架里，因为我的“被动”，表演者能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他们潜在的精神状态带到这个框架里。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很重要。那时还做了一些作品，实验通过设定故事背景，让表演在这个故事里进行即兴的对话。我想我对表演者的要求，和对我自己充当表演者时的要求是一样的，最好的拍摄情况是拍摄时表演者和我有一种互相同化作用。 卢迎华：你提到布鲁斯•瑙曼, 维托•阿孔奇是曾经影响你的艺术家，他们创作中的哪些部分或思考对于你而言是重要的？这些影响发生在你个人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方璐：我从一开始是受到了行为和录像艺术的影响才开始做艺术的。特别是布鲁斯•瑙曼早期的录像作品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的创作方式是“后工作室”式的工作方式，尽管还是在工作室里做作品，但是艺术家把工作室的环境和空间的有限性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转变，用自己的身体来和这个有限的空间、或空间之外的日常的物体发生物理和心理上的关系，这对艺术家的工作背景，做什么才是艺术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曾经说过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做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称作为艺术。他六十年代做的一些录像是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做简单的重复性的事情，像和身体运动有关的录像，用夸张的姿势走路，或把皮肤涂成白色和黑色的过程，等等。 我想我早期的作品或多或少会看见他的一些影子, 但这个工作室的存在渐渐消失，成为一个次要的因素，或者说工作室这个有限空间的概念转移到了其它环境中，如家居中等。另一方面，瑙曼这种身体和空间的关系在我的作品中更是以女性身体为出发点。这一点是有根本的区别。就女性身体这个起点，是有着它自己的局限性的，就如同在一个四面白墙的工作室里创作一样有许多客观上的局限，同时我们这个社会给于女性的特殊位置也造就了这个问题为起点的限制，所以今天的许多女性艺术家是否认自己作品和女性主义的关系的。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做的是对这种局限性的转换，只有通过转换才能重新使这个女性身体的这个问题变得无限。所谓的转换是指首先不逃离这个问题，它始终是潜伏在现在的社会体制中，而且对于女艺术家来说也是本质性的; 再者这种转换指的是不通过一种以事论事的控诉的方式，控诉的态度必然是先承认了你所控诉的对象的合理性和你和这个对象的等级上的差别，而这种态度在艺术创作上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 卢迎华：我很赞同你对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的看法，特别是你所说的通过“转换”来使这个女性身体的问题变得无限。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所需要的是一个角度和视角，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而不是具体在做什么或解决什么问题。有很多问题它是无法简单地用“解决”来解决的。 维托•阿孔奇是从一个诗人转变成一位艺术家，他的创作具有很强的观念性，利用他的身体和表演（他说他在作品中为自己的身体建造一个家园），思考和探讨一些艺术本质的问题，包括艺术创作和呈现的语境、观众与艺术家和作品的关系等。他用“空间”和“建筑”的字汇描绘创作。他说观众的参与让艺术成为一种空间和建筑。你对他的创作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他又是怎样影响了你？  方璐：阿孔奇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从他作品中那种关于自我的假设和想像，以任务式的行为方式，为摄像机“表演”。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同时充当表演者和拍摄者，而这两者都和摄像机有着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你提到的他把身体作为一种建筑让观众进入这点很有意思，因为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放弃了行为艺术，而成为了建筑师。他解释他想做建筑的原因是不希望总是一个人做作品，然后最终有一天会孤单一人死去。而你上面提到的，其实最终做建筑也是一种回归到自我的途径，而建筑就是身体。 卢迎华：你是在哪一年回到中国的？先是回到广州，对吗？在那里教了一段时间的书？2008年底搬到了北京。实际上从旧金山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都是幅度巨大的变化，能讲讲这两次搬迁吗？还有它们对你的影响？ 方璐：我2005年是四年来去美国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当时刚读完本科，接着回到美国继续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经常回中国，直到2007年之后更多的时间是住在中国。一开始我在广州一个大学里教了一段时间录像的课，也一边做作品，到2008年底来到北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在一个搬迁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家”的定义已经被扩充了，我觉得这种扩充对社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记得在美国读本科的时候，我一开始不习惯为什么同学会把“回宿舍”叫做“回家”，吃完饭回宿舍是叫“go home”, 圣诞节回家也是叫“go home”。 每次从一个地方离开去另一个地方，其实意味着下次当你再回到第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对它有新的看法。就像我每次回到广州，从机场到家的路上，车窗外的景观总是和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所以一定时间的搬家、旅行是健康的，可以暴露自己一些习惯性的东西，就像搬家时把一些不常用的东西从角落里找出来，然后自然的有一些东西你会选择丢掉，有的东西会选择继续打包带到下一个地方。但是总地来说两次搬迁没有很大的内在的影响，而且我的工作也一般不是在很固定的工作室里进行，可是毕竟不同的地方你遇见的人会不一样，所以事情的实施和开展会有不同。 卢迎华：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方璐：接下来在准备一个个展，展出一些我最早的和最近做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