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 进入21世纪以后，就经常看到关于农民发明的报导。刚开始只是感觉好玩，后来在2004年底，我看到安徽农民李玉明制作的霞光一号潜水艇图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动，于是开始和他联系，在05年2月就收藏了这个潜水艇，这是我农民创造物收藏的第一号。同年6月，我担任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艺术家孙原和彭禹提出了邀请农民杜文达到威尼斯展出飞碟的想法，我相当支持，《农民达芬奇》这个展览，应该说与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有某种联系。通过多年来持续收藏的农民创造物，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同时也借助这个计划，讨论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社会议题。2010年，深具博物馆历史的上海外滩美术馆重新建置，邀请我做开馆展，又恰逢上海世博会期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机会。以世博会起源的主旨—追求美好生活，展现人类发明创造为背景，同时也给予众多高端国家馆和企业馆的世博会另外一个视点。中国社会正为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身份而焦虑，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亿农民的付出，使得现代化社会的建设和城市的美好生活得以发展。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此我提出了“农民—让城市更美好”的口号。 我出生的故乡泉州是一个小城市，它保有一种乡镇的风貌。我家住在城墙和环城河内，城外就是农村，小时候常在城墙上与城外的农村孩子打架扔石头，也在河里与他们游泳钓鱼，我的母亲在河的这头洗衣服，他们的母亲则在河的另一边洗衣服，我的奶奶当年是前后挑着我的父母亲搬到城里来的，我家里的农村亲戚总是不断。一直到我去了上海读书，再搬到东京和纽约，现代艺术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国家。2001年我回到上海做APEC焰火计划，后来又在北京做奥运会等，在中国所做的活动大都以官方的身份在做，这一次虽然与上海世博会同时，但是这个展览是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参与，透过这个计划，使我有机会进到中国广大的农村(为了这个展览走访了八个省市的农村)对住在那里的人们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这个展览是我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原作《收租院》是1965年政府策划用来宣传解放前，农民阶级受剥削的悲惨生活状况而请来雕塑家们创作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我的创作方法是请来原作者之一龙绪里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转为“看做雕塑”的艺术形式，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农民达芬奇》展览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在看得见飞碟、航天飞机和飞机的广场里，以三幅巨大标语、一座农民的工房和一群在现场制作的农民，创造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及其宣传性的氛围。楼顶上空的飞碟下，大墙上书写的“不知如何降下”，是源于杜文达只专注在如何让飞碟飞起来，放在这里似乎传达了对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担忧。在飞机和航天飞机的旁边，有句“重要的不在飞起来”，除了对农民创造者精神的评价，也是对当今人心梦想淡漠、追求物质功利的反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