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蓬皮杜中心划时代的成就 在《圣经·创世纪》中，创造天地的造物主的英文名称是“The Architect”。即在普通名词“建筑师”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就变成了“造物主”。建筑（architecture）一词如果追究其词源，是由表示“大”或者“第一”的“arch”与表示“技术”或“学问”的“tect”结合在一起的合成词，直译过来，建筑就是“大技术”或是“第一学问”。 经常会听到将建筑解释为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的言论。乍一听，建筑好像是原本不存的，是艺术的一部分和技术的部分要素结合成产生的。所以每当听到这样的言论，我的内心就会非常不愉快。显然建筑是与人类的存在一同产生的，此后随着生活的进步，才逐渐产生了技术并萌发了艺术。 从根本上，建筑与艺术、建筑与技术只能相区分开。从艺术的角度看待建筑，不只是其外观美或是丑的问题，而是从创作建筑的意志性观点来看，建筑是伟大的艺术。这是因为建筑本身就是组织其中人们的生活的事情。技术也如此，不是简单地制造和砌筑建筑物的单纯功能，而是从支撑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看待建筑的话，建筑又是一项高超的技术，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大技术”。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在建筑的历史中，使我们人类的生活变得丰富的大事件都有什么呢？据我所知，第一个是从材料观点出发的，那就是罗马人发明的混凝土。混凝土在今天也还是最必需的主要建筑材料。但这种材料早在两千年前就被罗马人发明，知道这些的人并不多。 在罗马时代以前，主要是直接加工石头或是木材等天然元素作为建筑材料，或是将黏土在太阳下晒干或烤干后使用，这些不过是对天然原材料的一次性加工而已。而混凝土却是通过混合两种以上的天然材料来加工并经过与水的化学反应来获得适当强度后而产生的“制品”，这与原始形态的材料是根本不同的。 只要有模板和被灌入其中的糨糊状的混凝土，就可以在任何场所使用这一材料，并不受大小和形式的限定。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材料的意志不再重要，而是建造者的意志显得更为重要。于是那些想表现作者个性的建筑师们推崇这种材料，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比混凝土更为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 我想到的第二个大事件就是中世纪哥特式的完成。哥特式具体指什么？刺向天空的尖塔和优美的拱券、支撑着墙面的桁架、强有力的扶壁和被称作玫瑰之窗的彩色玻璃透过的绚烂光线等等，这些就是构成哥特形式的要素。能够达到如此华丽形式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创造桁架结构要素的结构形式的完成。
建筑可以说是与重量的斗争。为了创造内部空间，砌墙和盖屋顶就是为了抵抗重力。厚重的屋顶由墙体来支撑，若是在墙壁上凿洞，就等于减弱了支撑那些荷载的墙壁，是非常值得三思的事情。于是越是在缺乏建筑技术的古代，建筑的墙壁就越厚，不容易开出窗来，室内也就只能变成黑暗的空间。那时做出高耸而且宽敞的内部空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无穷的探求欲也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这一探求欲最终形成哥特形式。在哥特式建筑中得以完成的拱顶只是依靠几根柱子来支撑，墙壁不再负担屋顶的重量。同时，这些柱子因为桁架体系可以达到之前难以想象的高度，从重力中获得解放的墙壁只承担分隔内外空间的功能。于是自然就产生了巨大的窗户，光线自由地射向室内，反而变得需要调整明亮的光线。也就是说，建筑从重力中获得了解放，这真是大事件，我将哥特式建筑称作高技派建筑的原因也在于此。 此后建筑中的技术革新也是从不间断的，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大量生产出了钢和玻璃，随着电、电话、电梯的大量生产，建100层的高楼也成为可能。由此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透明，我们的城市在垂直方向上层叠在一起，呈现出更为动感的风景。 但是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件超越了这一切，开辟了现代建筑新技术的时代。这就是蓬皮杜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的出现。 1977年，这个建筑在古意盎然的巴黎市中心落成之时，不，早在1971年，当建筑方案在国际竞赛中获选并向世界展示的时候，这个建筑就同时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激烈的非难，瞬间成为热极一时的争论对象。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世界大战的惨状之上欧洲获得了经济复兴的信心，并重建了被破坏的城市。各国为了弘扬国家的繁荣，开始着眼于文化，并开始互相竞争着建设文化设施。早在50年代，伦敦南岸已经有了皇家节庆音乐厅等综合性文化地带，而在60年代，曾经是敌国的德国柏林也正在建设汉斯·沙龙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宝石般的音乐厅和美术馆。 有着文化最先进国自尊心的法国人，毫无疑问想拥有超越其他竞争国的文化设施，于是这一建筑的出台就引起很大的关注。可在所有法国人的瞩目中终于出现的这个建筑，并非是他们想要的建筑。如果没有经历过1889年艾菲尔铁塔建立时进步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论争，这个建筑恐怕难以矗立在巴黎的中心。 超越想象的建筑，是的，这个建筑打破了我们一直以来对建筑的约定和信任，是“反建筑”。 首先是那些原本应该在建筑内部的各种设备管线（duct：在建筑物当中为了让气体和液体流通而设计的通道或是构造物）直接裸露在外面。当然柱子也都在外面，甚至连自动扶梯都裸露在外面。如果比喻成人体，那就是所有的内脏都露在外面。先组织建筑内部，最后需要有一个外观来包容这一切，这种数千年不变的古典建筑观念，在这里荡然无存。 不仅如此，尽管由于成本等其他原因没能实现，最初的方案却是不固定楼层之间的楼板，并可以上下移动，改变层高，取消层的概念。这真的是建筑吗？ 这个建筑是作为图书馆、展览馆和剧场的综合性文化设施，在设计竞赛时，提出的要求是“灵活性”（flexibility），即可变性。当时38岁的英国人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34岁的意大利人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只是在伦敦改造过小住宅的无名建筑师。这两位年轻人开始关注主办方要求的“灵活性”。
他们将170米长、48米宽的长方形平面作为标准型，选择了一个大胆的结构，一边布置了13根钢柱用于支撑整体建筑，内部则取消所有柱子。为了完全清空内部空间，用于调节室内环境的设备都被搁置在外部，连通道都放在了外部，完美地实现了主办方所提的可变性建筑的要求。这个解决方案需要高度精密的技术支持，一个叫做奥韦·阿鲁普（Ove Arup）的杰出工程师作为团队的一员参与进来，解决了所有的技术问题。 来自49个国家的681个参赛方案，均热衷于象征巴黎的传统和文化设施的教科书般的外观和其组合，只有他们在向往完全不同世界的建筑。 如今已成为世界级巨匠的理查德·罗杰斯和伦佐·皮亚诺，在世界各地创造着引起人们话题的建筑，而在当时，在接到设计竞赛获选通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由此可知，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方案是实验性的。这次设计竞赛的评委有菲利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让·普鲁韦（Jean Prouv ）等具有当时最高声誉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审查意见是：“这个建筑是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润泽的杰作。”当然，以此建筑为契机，现代建筑步入了“高科技”的时代。 结构方式是新颖的，设备是最尖端的，外观也是奇特的。但并不是因此而被称作高技，而是因为它颠覆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建筑观念，使我们重新思索我们的信念，同时提示了我们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 这不愧是一个新的建筑。虽然大家都这么评价，但是我认为此建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不在于这个建筑的结构本身。 这个建筑将基地的西半部空出，做了倾斜的广场，同时也没有确定具体的用途，也就是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创造了一个城市中的“空”（Urban Void）。无法预知在这里将发生什么，因此关于其价值也做不出任何评价。但是这个倾斜的广场成为那些无法在内部展览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展示区，也成为了那些不能在内部剧场演出的街头艺人大肆宣泄的场所，这里也是巴黎市民与异邦人融洽地进行交流的场所。在坡地里侧升起的建筑立面成为这一场所的舞台背景，并为登上这背景的人群形成了一道风景，使沉浸在传统中的巴黎风景，印证了新时代、新文化和新生活。 充满野心的年轻建筑师罗杰斯和皮亚诺如果忽视这一场所的重要性，恐怕不可能如此大胆地做出城市的“空”。据说在所有的方案中，这是唯一留出广场的方案。建筑史家雷纳·苯瑟将这个建筑称作“70年代创造的唯一的大众纪念碑”，以强调这个建筑表现的时代性象征。 他所说的纪念碑是存在于建筑中吗？不，此建筑创造的纪念碑存在于倾斜的广场和支持广场的后墙。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于他们创造的“场所”之中。我深信不疑。 这个建筑在现代建筑留下的重要话题是高科技。但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其中蕴含的精神。高科技本身并不是建筑，只是单纯的技术，只有创造高科技的精神才是建筑，才是“大技术”，就是诽谤长久以来顽固地存在于我们建筑中的惯习的“大技术”。 这个大技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陷入手法主义而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一不留心就会陷入退步的时候，克服这一切并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生存意义的“反建筑”。
伦佐·皮亚诺 （1937— ） 皮亚诺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学习建筑之后，于1965—1968年曾在米兰科技大学教书，其间在父亲经营的施工公司做了合成材料表皮等新材料和做法的实验。在伦敦AA建筑学校（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教书期间认识了理查德·罗杰斯，结成了伙伴，在蓬皮杜国立艺术文化中心的世界设计竞赛中中标。皮亚诺1973年在诺弗德拉特（Novedrate）设计的B&B意大利总部在构造体中悬有内部空间，各种色彩的管道直接露出在外部，被人评价为蓬皮杜中心的前身。1977年与罗杰斯分开后，与工程师彼得·赖斯（Peter Rice）一同工作，于1981年成立了伦佐·皮亚诺工作室（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在热那亚、巴黎、大阪设立分部，进行建筑活动。设计了得克萨斯梅尼尔收藏美术馆（Menil Collection Museum，1981—1986）、巴黎蓬皮杜中心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IRCAM）扩建（1988—1989），最近有大阪关西机场（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rminal，1988—1994）、柏林波茨坦广场再开发（Potsdamerplatz Reconstruction，1992—2000）等作品。 理查德·罗杰斯（1933— ） 罗杰斯在伦敦AA建筑学校和耶鲁大学学习建筑，于1963年与夫人苏（Su）、诺曼和温迪·福斯特（Norman and Wendy Forster）一起成立了Team4，留下了位于斯温登（Swindon）的勒莱恩斯控制工厂（Reliance Control Factory，1967）等作品。1969年以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了多种教学活动，此时遇到了皮亚诺并一同开始设计了一些实验性作品，但并没有实现。为了获得可变性空间，构造体和设备裸露在外部，这个蓬皮杜国立艺术文化中心的革新设计，1971年在世界竞赛中中标，并与皮亚诺一同在巴黎开设了工作室。他反抗古典设计，追求适用最新技术和美学的建筑，但又主张技术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解决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手段。与皮亚诺的合作关系破裂后，他将事务所移到伦敦，设计了劳埃德大厦（Lloyds Building，1979—1986）等一系列高科技派建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