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近代中国社会的云谲波诡，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性格的复杂多变。这一性格，多多少少也体现在近现代美术家身上。行走于斯，或为政治强权所迫，或为名利所惑，或屈从于商业雇主，或混迹于某个艺术潮流，在这样复杂混乱的历史语境中，美术家能从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正是命运的不可捉摸性，让近现代美术家们书写出了自己艺术的瑰丽多姿，让自己的人生大戏唱得有声有色，同时，也留下了让我们咀嚼不已、迷雾一般的课题。近现代美术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我以为，荣宏君所著的《世纪恩怨》正是被这种魅力所吸引的产物。 关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虽有一二阶段性的成果，仍不足以对历史悬疑问题进行有效的释疑，以至于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比如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是在何时何地创作而成的？在敌占区写生、创作、展览，他得到了谁的资助？抗战期间刘海粟在孤岛上海为何受到日伪政府的追捧？徐刘之争是起于何时、原因何在？如此等等。 在这些令人困惑的课题中，刘海粟与徐悲鸿之争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由于徐刘二人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在师承、政治立场、艺术观点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尽管二人已墓木久拱，但二人身后留下课题的魅力是持续的，学者们在此皓首穷经者，亦不在少数。但就成果而言，并不乐观。从目前的出版物来看，关于这方面的文字大都语焉不详或谬误百出。面对如此困境，青年学者荣宏君知难而上，从田野调查入手，以翔实的文献为基础，伏案数年，曲察旁征，终有斩获，不但厘清了这一历史课题的来龙去脉，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全书文字疏简清秀，翔实流畅，可谓亦史亦论的一部优秀著作。 为了能揭开徐刘之争的真相，宏君在资料上做了很多细致艰苦的准备工作。他收集了不少当事人的信札原件，这些信札包括徐悲鸿先生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信，其中直接谈到了对刘海粟的看法。而刘海粟先生的一些信札则也谈到他对徐悲鸿的观点，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信件也涉及徐刘之争的内容。对这些信件梳耙整理，辨伪存真，荣宏君花了大量心血，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此外，荣宏君还对亲历徐刘之争而今健在的老艺术家和学者进行了访谈，其言论虽带有较强的个人观点，但仍有历史文献价值。事实上，宏君数年来坚持田野调查，搜集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做法，对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是具有启示性价值的。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流于空泛之论，一直是近现代美术研究难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因而，像土拨鼠一样的劳作，是每一位学者必备之功课，否则，难有大的作为。 在历史观方面，宏君悬鹄甚高，虽年轻却有老到的见解。他认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应是艺术史学的终极目标。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以文献为基础，直逼历史之真实，是全书最动人之处。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宏君坚持以政治、道德和艺术三位一体的标准为基础，更为注重艺术本体的评价。在中国艺术史上，政治、道德和艺术评价相左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最早是指蔡京的，但因其是奸臣，故而被蔡襄所替代；元初大家赵孟身为宋朝宗室，却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招安，入朝为官，在政治和品格上就是有争议的，所以就有人认为赵氏的书法如同其人品一样“媚涩软俗”；再如明代大家董其昌，无论绘画、书法还是画论都有很高的造诣，但却是有名的土豪劣绅，所以也有后人对董氏的书画成就颇多异议。近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创作资费是由日伪政府提供的，刘海粟结婚时有重要的日伪官员前来祝贺，等等。那么如何评价这样的绘画大家及其艺术成就？如果把他们的艺术成就与其品德完全画上等号，那么艺术史就将出现空洞和缺环。因而，在艺术史的写作中，还应注意艺术史的独特品格及独有的标准。事实上，翻阅古今艺术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无论一幅作品缘于何种政治或道德动机，它最终载入历史，还是因为其本身艺术的优秀。 宏君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在绘画创作上已有相当的实绩；同时，宏君于美术史研究、文物、书画鉴定亦有自己的心得。在创作和研究之余，又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中，旰衣宵食，呕心沥血，终成正果。 作为荣宏君的导师，平日和他交流最多的是书画收藏、鉴定和美术史研究，对此书的写作，并未发表意见，及至宏君将一部厚厚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我才感受到了一种意外之喜。祝贺之余，借此序谈谈自己的看法，算是和宏君交流吧。 谨为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