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给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美术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美术界已经在孕育一股改革之风。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一书中就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1918年，陈独秀与吕先生在《新青年》上就中国美术展开了讨论，“美术革命”第一次清晰地举出自己的大旗。遗憾的是，首倡国画变法的康有为，及首倡美术革命的吕、陈独秀，后来都由于从事别的工作，转移了注意力，没有再发表比较系统的文章来阐述、深化其美术革命思想。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康有为、陈独秀等提出的中国画变革与发展、创新的问题，在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比如，康有为的国画变法思想被他的学生徐悲鸿很好地吸收和继承，1918年5月，徐悲鸿第一次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讲，便发出了“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的呼声。李叔同、李铁夫、陈抱一、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画坛学子先后出国学习，并将欧洲油画技法引入中国，以期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艺术来改变中国绘画现状。 20世纪中国美术界星河灿烂，画坛出现了诸多代表性的人物，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成为构建中国近代美术史绚美蓝图的中坚分子。其中，由于徐悲鸿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美术教育，留给后世的影响尤为明显。 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主张用西方现代绘画技术来融合或者改良中国绘画，但是由于各自的艺术取向与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各自走的路线也不同。徐悲鸿从欧洲学成归国，带回了欧洲严谨的写实派绘画风格，刘海粟则主张艺术是生命的表现，注重艺术的表现性与艺术家的个性。 迥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注定让徐悲鸿与刘海粟在不同的艺术高峰攀登，而早年同在上海的一些经历，又让这两位画坛领袖人物有了一段交集。由于画评人无心的一段文字，使得两位画坛领袖在此后几十年一直纠葛不断，也成就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说起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这段争议，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新时代》月刊主编曾今可。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早年身怀文学梦想，从家乡来到上海，期望在文化圈中扬名立万。百年后，不曾想，历史记住他的方式不是他的文章，而是由他引发的一个个笔墨官司。 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其文化市场容量也日益扩大，众多文化机构、报纸杂志丛生，使上海成为文化人的聚居地，很多文艺青年怀抱文学梦来上海谋求发展，曾今可便是其中一位。 最初，曾今可创办了文艺期刊《新时代》月刊。这份刊物1931年8月1日在上海创刊，由新时代书局出版发行。开始时刊物也受到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关注，郁达夫、巴金、沈从文、丽尼、臧克家、何其芳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 那时，曾今可是上海滩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喜欢结交名流，同时又爱制造点文坛新闻，偶尔也来点异想天开的举动，以期引起文坛的关注。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坛的“诗体大解放”让一个刚从美国回来、叫做胡适之的年轻人爆得大名，到上世纪30年代，新式的自由体诗已经在文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胡适之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化领袖、学界翘楚了。曾今可在胡适大红大紫之后，也梦想着一举成名的荣耀，成为胡适之第二，于是，他便邀集一批闲居上海的名流骚客，如柳亚子、林庚白、曾仲鸣、章衣萍、徐蔚南、黄天鹏、华林、徐仲年、余慕陶、张凤等搞了一次“词会”，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词的解放运动》，发表了自己关于“解放词”的“高见”，不料却引来当时身在上海的著名文化斗士鲁迅的一番口诛笔伐，最终“词的解放运动”无疾而终。 而对于本书的故事来说，却起因于他在《新时代》月刊上无意中的一句话：“国内知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指刘海粟）的学生。”于是，一段文字公案由此而起，并最终引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徐悲鸿与刘海粟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恩怨。 自古文人相轻，文人之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是再不过平常的事情了，那么为何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这场论战反响如此巨大，两人的恩怨并未随着当事人的过世偃旗息鼓， 反而继续在徐刘的后人以及学生中硝烟弥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