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获得西班牙国家奖学金，赴原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研究油画和壁画。这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学校，毕加索、达利曾经在此就读。然而我所看到的是满校园天真烂漫的大孩子们。利用这个机会我开始了一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计划：我试图从西方文明兴起的顺序，来整体地感知一下西方文明产生的那种磅礴气势。 无论怎样，我的青年时代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了富于穿透力的埃及艺术的影响，然而当我来到埃及的时候，过去所有一切的印象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你可以感觉到，在欧洲文明的背后，有一种更加强大和雄厚的力量。我非常欣赏古王国时期的左塞王像，那是作为埃及艺术开天辟地、具有开创性地获得了这种庄严形式的时期，它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朴，但是它已经把后来那些辉煌的因素在这个作品中全部找到了，而且时间那么早。我还特别欣赏太阳王时期的惟一的一次宗教改革的造型，这是埃及艺术中惟一一个把造型的“型”本身分明地分解出来的时期。一般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期，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一个感性化时期。我们看到的那些经过拉长的人物，鼻子、脸，但是它依然保存了埃及艺术的那种持久性、宏观性和永恒性等等。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把造型进行了最好的分解，让每个因素从对象的原型中分解出来。这是埃及艺术非常具有形式意义的一个时期。如果拿米开朗琪罗和这些伟大的埃及工匠做比较的话，那么埃及艺术就显示出了一种持久的、古典的、永恒的倾向性，而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就像一种充满巴洛克特征的艺术，而且比较而言，要世俗得多。然而米开朗琪罗应该是欧洲近代的顶级人物。 埃及艺术或者说埃及文明的价值中最令人惊叹的部分是：它用造型艺术这种形式，凝聚了那样惊人的、伟大的力量和持久的存在感，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文明难以比肩的。造型艺术的存在是非常伟大的，它可以给人以持续几千年的信息，但其他艺术种类，比如音乐就做不到这一点。 我的十国之行给了我十分浩瀚的感受，能感受到那种浩瀚的时间和历史的那种巨大的存在，我希望对世界的历史留下一些印象。 回来后我用一个假期的时间阅读了汤因比先生(英国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我觉得历史是黑色的，尽管每一种不同的人都试图把历史解释成符合自己价值的那样一种理论，但我只看到历史被野蛮书写着，而我们知道的正义和有关的那些理性只是这历史的一部分，而它的角色到底是点缀呢?还是一种平衡力量呢? 我在想那些为正义或者真理牺牲的人们，他们在历史上的价值是什么?在这个总价值中处在中心地位么?还是起着平衡作用?这是我不愿提出的问题，但是我有深深的疑问，我相信我还有阅历独立观察，或者说有时间来真正对待这些问题。 在我看来，在人类生活的总的价值中，权力扮演的角色，以及权力包裹的权力所造成的有关的行为、手段以及它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反映了人性的弱点。我们看人类权力的历史，充满了杀戮、阴谋、欺骗、暴力和堕落。然而比较而言，艺术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阳光的，充满了人类价值的历史。艺术是那些接近信仰状态的人们所创造的。我的所谓的人文主义的观点，从画家这个角度说就是：不要使那些发生过的苦难失去价值——不要使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惊人的人类苦难失去价值。
在组织绘画的人文工作时，我已经在十年的时间里对世界的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我相信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当代人，我的价值观念绝不是淹没在、或者沉浸在流行的那种价值体系里。整个人类文明史，整个人类历史的印记，应该说都在我的头脑留下了深刻的价值方面的烙印。 无论是出自我自己的良知，还是出自于我们对现实的理性判断，我们面前的这个现实，它的许多价值都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无法忍受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那种普遍的肤浅化、表面化和内在价值的丧失。我们的空气是污浊的、庸俗的，这种世俗化的图景，这种普遍的、带有精神分裂的特征，我认为是充满危险的。 我的十国之行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看到了造型艺术对历史的持久的影响力，实际上造型艺术的生命远远强于它的时间，那些几千年前的艺术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隔世之感，反而更加亲近。相反的，我们本时代的某些艺术，反而会给我一种隔膜的感觉。当我接触到两河流域后来亚述时期的艺术的时候，我非常惊叹那些强劲的征战的场面，完全像昨天制作完成的一样，信息扑面而来。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实在让我惊叹。 而西方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这种循环往复的、强烈的、花样翻新的现象，我们仔细品味起来，把它放在世纪的总观去看，我认为在这个时期人类处在对自己的本质的最大的困惑之中，于是，极力用变化来补偿这种内部的空虚，但实际上这也是勉强的。 我在这十国之行中，重新审视了西方艺术的总关系，比如埃及和希腊艺术的关系，希腊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比较，以及两河流域艺术的特性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