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的创作进入了最最直觉化的时期。我每天在焦虑中徘徊,我的内心不断升起一个在黑色里弯腰的人的形象,我不想用理性来判断它是什么东西。我立刻画了一个最简单的草图,并且开始寻找这样一个相应的模特。
我发现的这个微微弯腰的形象,它一定代表了我的某种心理倾向,或者是这个社会赋予我的某种深重的投影。当我安排好这个人物的时候,环境就成了问题。我经过两三天的徘徊与寻找,找到了一个我家乡的环境,就是阴山的南麓在黄昏时景色。我觉得和这个人物安排在一起,会成为一个有机的东西,于是我用很快的时间完成了这幅称之为《两个人》的作品。后面我安排了一个稍微有些陌生感的形象,有些疏离的存在,我觉得这两个有机的动作,会形成那个时期我心理上渴望流露出的那种复杂的感情。
我认为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过度的都市化一定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癌变。在我的观察中,这种强烈的后现代都市,集中了人类的贪婪、虚荣、伪善、实用主义、残暴等等人类品质中最危险的东西,所以我讨厌,或者说反对把都市化的那种病态机理带进艺术中来,我觉得这样会让艺术失去一种非常健康的心理基础。
两个人 1996 106×1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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