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被称为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道家也肯定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有一超越的源头,那便是先天地而生的形而上道体。“道”不但是价值之源,而且也是万有之源。但是在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中,这个超越的源头仍然笼统地称之为“天”;旧时几乎家家悬挂“天地君亲师”的字条便是明证。我们在此无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涵义。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近来大家都肯定中国文化特点是“人文精神”。这一肯定是大致不错的。不过我们不能误认中国的人文精神仅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俗精神而己。 仅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一点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乎并无基本不同。但是若从超越源头和人间世之间的关系着眼,则中西文化的差异极有可以注意者在。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这便是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砂锅问到底”。柏拉图的“理型说”便是要展示这个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这是永恒不变、完美无缺的真实(或本体)世界。而我们感官所能触及的则是具有种种缺陷的现象世界。尽管柏拉图也承认这个真实世界是不可言论的,但是他毕竟还要从四面八方来描写它。亚里士多德的“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动因”(first unmoved mover)也是沿柏拉图的途径所做的探索。所以柏、亚两师徒的努力最后非逼出一个至善的“上帝”的观念不止。这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来源。 但是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宇宙万物是怎样出现的?存有是什么?一切人间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的?这些问题至此都获得了解答。不过这种解答不来自人的有限的理性,而来自神示的理性(revealed reason)而己。神示和理性之间当然有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在近代科学未兴起之前是可以调和的,至少是可以暂时相安的。中古圣托马斯(St.Thomas)集神学的大成,其中心意义即在于此。西方的超越世界至此便充分地具体化了,人格化的上帝则集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力量。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所有价值的源头。西方人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间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因此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但是对一切个人而言,这个力量则总像是从外面来的,个人实践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也是听上帝的召唤。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人必须遵行上帝所规定的法则,因为上帝是宇宙一切基本法则的惟一创立者。西方所谓“自然法”(Natural Law)的传统即由此而衍生。西方的“自然法”,广义地说,包括人世间的社会、道德法则(相当于中国的“天理”或“道理”)和自然界的规律(相当于中国的“物理”)。西方超越世界外在于人,我们可以通过“自然法”的观点看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