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圆明园画家村诞生于海淀区青龙桥街道福缘门村,并被奉为中国前卫艺术的“革命圣地”。 2009年11月13日,一个隶属官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该院第一任院长是曾经画出饱经风霜但遭到旧有意识形态坚持者非议的《父亲》的画家罗中立。在仪式上,人们知道了构成这个机构的成员名单:罗中立、徐冰、许江、周春芽、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王广义、汪建伟、张晓刚、叶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岳敏君、展望、方力钧、刘小东、曾梵志、冯梦波、宋冬、邱志杰。被事先安排前来参加成立典礼仪式并表达祝贺的人大多数是党和国家主管部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美术家协会)的官员,全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到场表示了祝贺。 复杂的解读再次开始了。在新闻报道里,人们似乎将这个事件理解为官方开始主动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理解为国家资源与那些“野生的”(方力钧)当代艺术第一次有了结合,这个没有正式体制编制甚至没有办公室的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被理解为曾经处于被指责、有时是地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取得了部分合法的程序,中国当代艺术也许将以主流方式得以推动。尽管批评界对进入艺术院的成员名单中的分类——属于当代与不属于当代——有不同程度的看法,并认为其中仍然不乏权力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像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这样的艺术家进入当代艺术院似乎也足以说明官方在意识形态标准上给予了明显的让步。参加了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些歪曲中国形象的艺术家已经成为官方艺术机构的重要成员。 到场参加祝贺的画家陈丹青巧妙地提醒了那些昨天的“流寇”:在他刚刚离开体制——他曾经一度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的时候,这些著名的艺术家被认为开始进入体制。他对那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艺术家给予了多少有些预言式的劝告:“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已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 另外的解读再次习惯性地引用了中国人熟悉的历史故事:宋代,梁山泊的首领宋江最终带领了他的那些兄弟们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今天,这些从80年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官方体制之外的在野的、边缘的艺术家,当他们在国际上取得了普遍的影响并成为艺术界的“明星”时,国家开始召唤他们,希望他们为建立国家形象出力,而他们的确接受了国家的召唤,按照那些批评者的说法,他们被“招安”了。 罗中立在发言中说: 中国当代艺术院将担任起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使命,在追求当代艺术作品成就的同时,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研究及推广为目标,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向完备、有机、健康、多元发展。为推进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弘扬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做出新的贡献。 没有人能够因为这些信誓旦旦的言辞而认为从1979年以来以“先锋”、“前卫”、“现代”和“当代”的名头的艺术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尽管从1978年起,中共已经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上,但是,党没有任何文件说明曾经持有的意识形态及其标准完全失效,没有任何文件表明承认当代艺术就意味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失效,同时,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表明艺术的自由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罗中立在程序化的谢辞后面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当代艺术院的学术基点定位于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根本,立足于当代,秉承多元化的当代艺术的价值尺度,构建能体现时代创新精神和当代文化维度的价值评判体系。”完全看得出来,这些措辞与美术家协会工作报告的语句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此刻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并且和当代艺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因此,人们很难说清楚那些开始接受官方管制的艺术家——尽管他们完全不需要国家的津贴——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