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艺术院”的历史陈述

之前两年多里，批评的声音集中在资本与市场对当代艺术的侵蚀上，而这些大多数卓有影响的艺术家被怀疑和指责为与资本和市场有不正当的关系，至少，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向资本与市场投降。现在，他们又接受了官方的“招安”并在官方的控制下参加赢得虚假恭维的展览“建构之维”，在那些激烈甚至愤怒的批评者看来，这些艺术家已经处在资本与权力的双重控制下。批评中隐含的激烈程度是如此地充满非理性的敌意，不仅艺术家们在此刻的行为遭到了指责，他们过去那些具有普遍影响的艺术也似乎成为质疑的对象。同时，人们在“建构之维”的开篇序言里仍然能够读到政府官员对参展艺术家曾经的艺术的批评之词。于是，缺乏历史经验和明确立场的人很难看清楚这个事件所包含的那些有价值的核心问题。

有趣的是，在近年来表现出野心勃勃、试图建立批评新秩序的一些年轻批评家没有参与对这个事件的讨论，他们绕开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类涉及权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可是，他们却也没有避开资本的训斥，当他们在嘉德投资的展览学术会议中听到资本的傲慢之词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自信地给予当场反击（1）。同时，不少人在“当代艺术院”这个事件上保持沉默。结果，这个事件的历史价值就被民间的愤怒、同行中的嘲笑、激进分子的指责、官方的利用、朋友的误解、批评家的沉默、艺术爱好者的茫然以及艺术家内心的难言之隐给遮蔽了。虽然这些不同的现象有着复杂的原因，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切的一切究其最后，都是由于这三十年的改革中的体制及其意识形态问题给导致的：道德感、理解力、同情心、价值观、艺术理想、协作思想更不用说牺牲精神，统统被粉碎了，所谓的个人主义立场，或者从德勒兹这类西方人那里弄来的一个词，也大致成了“丛林法则”的工具。可以很明确地说，当代艺术院既是这个背景的产物，也是构成这个背景的一个因素，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问题，正好被揉在这样的背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