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杭间策划“包豪斯道路文献展” 李：那么面对当下中国这种状况，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应该如何做才能做到最好？ 杭：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当代艺术家可以把自己悬置起来，但又不是孤零零的一动不动，这是现象学的一个概念，我很难把他说清楚。 当然，艺术家也需要回到应有的思考和职责上去。作为一名中国的艺术家，必须要对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去思考、创作。 赵：鉴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国当代艺术诞生之初就带有反体制的基因。但在今天，在固有的体制之外，当代艺术似乎有形成自己新的体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杭：首先我要问，当代艺术新体制是什么？在哪里？是当代艺术院、798艺术区、宋庄，还是职业艺术家、博物馆、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由资本所建构的当代艺术体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而全世界都有。中国当代艺术的递进跟世界当代艺术的递进是一样的，因为资本总是一把双刃剑。当代艺术院现在仅仅还是一个空壳，我们暂时不用去警惕。在我看来，当下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特点还是非体制，活跃、自由与职业化。也只有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的体制才是当代艺术真正的体制。 当然，目前当代艺术也面临了一些问题。我曾在一次论坛上提出过国家公权力认为“前卫艺术无害论”这一概念。这个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两方面：一是前卫艺术的革命精神下降了，中国当代艺术在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观点、价值观的推动下逐渐地被资本化，已无法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构成批评；二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文化产业化，它已不是艺术的革命，而是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行为，它跟酒吧、广告公司、设计等等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与主流社会也许能够接受，但是否还是当代艺术，这就需要打一个问号。按照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当代艺术一旦被主流社会接受它肯定就不是当代艺术了。 赵：这里边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嫌疑。 杭：对，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旦为主流价值，或者主流体制辩护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天职永远都是批评，无论这个批评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御史，御史如果不发表批评，它就不是御史了。当代艺术实际上也是这样，如果与主流结合或者被招安，那么它就不存在了。 赵：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性”？ 杭：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站在自己的角度，让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与世界的主流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对话过程的正常化。我在《新具象艺术——在现实和内心之间》这本书里试图解决一个问题：艺术的“现代性”探索。从古到今，尤其是整个二十世纪过程中，中国存在着很多非常特殊的情形：“五四运动”强调民主与科学，注重写实而贬低写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化思潮在美术界澎湃；五十年代以后，受苏联与新政权的影响，产生了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七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西方思想再次进入中国，中国人又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直到近两年，随着本土意识慢慢觉醒，中国人又开始回归到自己传统价值观。事实上，这个过程本身可以被概括成一个“现代性”。就艺术角度而言，“现代性”就是中国人试图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来探索中国艺术的生存问题。但是很可惜，中国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仅仅局限于艺术家的层面，而没有上升至整个社会的层面，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经济的现代性等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分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