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静到动、从循环到直线，社会理想追求的这一重大转向对古老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决绝的精神，这就见出了闻一多的意义。闻一多与屈原的行为、气质相近，为什么他们代表两个时代呢？就因为屈原殉的是士大夫阶层的传统理想，而闻一多殉的则是“明天会更好”的陌生理想，是求新、求变的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当闻一多1944年看到国家领袖蒋介石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命运》了无新意，甚至还想用儒家那一套进行统治时，他就大惊，大怒，最后拍案而起，以死相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是第一个以献身激情把民族进步的要求变成一种非凡的使命、为民族生存提供新的精神资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倾向于断绝传统，甚至提出“全盘西化”主张，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危机太深重了，应战太艰难了，因而需要壮士断腕般的魄力和意志，实际上仍然与精神传统的血脉相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佩霞就关注过这一问题，她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费正清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认为，中国的传统儒生与现代儒生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即“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重大转向并非是中国文明的瓦解，“全盘西化”的实现，而是挑战与应战的历史结果。危机越严重，转向越彻底，变化也越惊人。  1982年，“个体户”这一群体得到正式承认。 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现象可以说就是不断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过山车式的节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中国文化复兴所催生的这种曾经长久沉睡的力量如此巨大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中国的独特精神特质，诸如不重彼岸世界，看重实用理性精神，有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劳精神等，一旦注入新的理想动力，它所释放的能量就将不同凡响。1896年发表的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非常有预见性，他指出：“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中国工业竞争的危险程度，是其他任何一国都不可比拟的⋯⋯有人对此表示某些怀疑。难道2000年的中国佬不会跟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佬一模一样吗？”但是，这位美国人的回答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上的：“我们并不是通过古代文献来评价现代的中国，而是通过她现在的生活。了解中国的人也知道，中国人的保守思想并未延伸到那些有关贸易、工业、商业或投机买卖的活动领域。它只是在信仰、伦理和风俗方面具有保守思想，与商业毫不相干。”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现世生活热情和能量，一旦再认可了西方人的直线式理想追求，也想在这条跑道上比试一下的话，就将搅动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