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面对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持续快速变化，人们不仅要问：一个长期停滞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爆发出惊人活力？而且更要问，为什么这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溃不成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仍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整个社会要求刹车的呼声并不强烈。结果，一方面是问题成堆，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方面却是人们似乎仍然愿意承受、容纳和尽力消化问题。“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即注意到，在2002年中国党代会上，党的领袖在90分钟讲话里用了90次“新”字。而曾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会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所以他问，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最后的反应像是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他们似乎是在利用创新来减少摩擦损失，因为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那么中国这种独特的适应能力和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呢？ 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引起人们兴趣的。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他们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蹶不振，中国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譬如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几乎同时，中国在历经几百年分裂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似乎找到了答案，就是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某种历史活化石，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新鲜空气，就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但今天看来，这个看法失之片面，中国的延续性有时像是死而不僵，有时又像是凤凰涅。四大古国幸存其一，一个民族能够不间断地延续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现在还在使用，而且是同一群人在用，而不像亚述人的古楔形文字早已成为遗迹，这其间必有道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也就是说，看似守旧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实有革故鼎新的一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了。  1983年，继自行车普及之后，摩托车被引入中国，一时间成为家庭富裕的象征。 我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在重新树立其社会理想追求，从而体现出中国式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特点。概括来说就是：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生存和发展模式上已经更换了新的文化发动机，即从那种周而复始的农业社会的圆形封闭轨道，已经转向了“历史直线进展”的开放式的理想追求。这一转变的契机当然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迎头相撞，以及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千百年来，适应着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本来已经成功发明出一套循环往复的生活模式及静态化的社会理想，这就是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讲的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如果不是外界因素，可以年复一年，千年不变。 但是今天，经过千年未有的那场“大变局”，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变了，一种求新、求变的陌生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主导着今天的社会生活。你看今天中国人唱的歌曲，几乎每首歌的末尾都是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连小学生写作文，也是按照这种“直线进展”的思维方式去畅想和企盼，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陈词滥调，但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诗文中却一点也找不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确已经历史性地发生变化，不可逆转地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循环转向直线，而如今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它合乎逻辑的演进，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某种重大体现。 中国社会理想追求这一重大转向的实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学术性的语言来阐释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不如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就无力应付现代世界的复杂生活，就不能摆脱落后屈辱地位。和平时期不能支持大规模现代工业的建设，战争期间不能全方位高效动员来支撑战时体制。也就是说，要救亡图存，就得求新，求别，跟上时代潮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