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你现在如何看待理论、书本知识跟生活经验的关系？ 王：我觉得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段书本知识很重要，或者是四十岁之前。二十岁与四十岁之间，你需要阅读大量的文本，因为你要通过这些二手文化来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少声音存在。但过了四十岁以后，我反倒觉得自己怎么想最重要。 李：当年为什么那么迷恋古典主义？现在还迷恋吗？你又是如何理解古典主义的？ 王：迷恋古典主义艺术是因为我对古典主义时期绘画中的布褶特别感兴趣，这个布褶可以具体到拉斐尔画的一个布褶，即那个画在西斯廷圣母腿上的布褶，至于古典主义背后复杂的人文描述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我觉得很多时候艺术家喜欢某些事情都是由对极其微小的一个东西的迷恋开始的。 李：你对古典主义的兴趣或者对布褶的兴趣，这与你后来从事当代艺术有没有关系？ 王：应当有关系，即使今天我在做艺术，无论是绘画还是装置，我都希望有一种偶然性的东西在里面，那种偶然性的东西可能就是一堆土，里面会出现像布褶一样自然的东西，也就是一些不可名状的状态，我预知那里面是有思想的，而且我认为那个东西至少对我是构成诱惑的，但我不知道批评家或者其他人描述我作品时会不会讲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讲我会很开心，最起码他理解我所知道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杜：你对所谓神论性或者宗教感充满了兴趣，对它既爱又恨，同时又有些害怕。事实上，有些时候你所谓的回归直接的艺术生活经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状态，对某些所谓的内质的，比如布褶的东西，你既爱它又感觉到恐惧，你怕掉进无边的黑洞之中，所以没有办法知难而退或者适可而止，这就是物极必反。换句话说只有回到艺术经验本身，你才能有效地调节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不然生命状态是没法掉进去的，掉进去是很马虎的。 王：这个说得很好。 李：你如何看待当年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 王：我把它定义为人类的一个进程阶段，而刚好这个阶段与我们相关，这一切都具有偶然性。我们确实被打上了一个烙印，但并不存在对与错，就像西方整个漫长的基督教文明，你也很难说它是好的或不好的。 杜：知天命者才会这样说，一个低级维度的人只会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到了一定程度后才会明白事实上没有完全的对与错。我们很难说一个东西是偶然的或者必然的，我们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很可能是必然的，而我们认为是必然的东西却往往又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人在操纵，而是另一种神奇的力量。李：你觉得未来我们能够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信仰吗？ 王：这是毫无疑问的。 杜：这番对话表明你依然是一个古典的人，这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人类的宿命，尤其是一个人一旦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更清楚他自己是什么。一个东西能几千年来甚至几十万年不断地延续下来，那么它肯定是人类血液中DNA 的东西，只要是人都摆脱不了的东西，必然某一天要与它发生关系，哪怕一种看上去疯狂地反对它的人，只要他活着，肯定会这样。因此，实际上没有当代与非当代的区别。 王：是的，实际上在特定阶段，人都会谈得很激动，我年轻时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说人永远在绕圈，如果不绕圈，那么人类早就不存在了。 杜：我想智慧的人懂得如何调节自己，让自己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王：对，可能是这个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