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你觉得你强调的“理性”跟西方的 “理性”是一样的吗？ 王：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谈到理性，但又很崇拜尼采，这完全是特别悖反的问题。现在想来，年轻时说的很多话语整体是混乱的，但有一些话题可能是针对一个特定情景说出来的，所以它一下子被赋于了某种意义。 李：早年你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当代艺术秩序。对于这个问题，你今天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王：它是我青春的一个产物，而现在我对东方文化中的不确定性更感兴趣。 李：你不再对建立新秩序感兴趣？ 王：对，相对于新秩序，我认为秩序的不确定与雾状的思想对我来说更重要，是它们令我保持着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与热情。现在我也会在工作室画一些草图，偶尔写写字，对我而言，这是我记录下模糊的雾状思想的一个状态。这些雾状思想成为别人了解我的重要途径，所以我觉得它们非常重要。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或许完成的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而完成作品之前的很多草图与文字等只言片语，即被我称之为“雾状的思想”可能更有意义，更真实。因为一件完整的作品，人们对它所有的理解都是一个社会学的描述，其实这些阐述与艺术家最初的想法距离很大，所以，相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创作背后的雾状的东西更有意义。 李：当年你认为“文化不但不能拯救人的消失，而且还加速了人的消失”，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王广义，1993年《国际政治》方案草图  王广义，1993年《国际政治》方案草图 王：它与情境有关。当时对于生命的探讨是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一个文化人的生命状态没有一个农民的生命状态健康，文化是弱化生命的，文化瓦解人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文化加速了人的消灭。当然这与一般意义上人类的文明进程不同，而是针对于生命的自然属性而言的。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意义的描述可能是最有学术含量的。当我把这个话题落实到字面上时，似乎这个话题的意义远比我现在讲得复杂，但经过我的解释之后，你再看就会觉得如此简单，这就是话语的奇妙之处。 李：一个文化人的生命状态还没有一个农民的生命状态健康？ 王：这是一定的，所以文化并不一定是好东西，文化有时是病态的。中国有漫长的文明历史，但就物种而言，漫长的文化底蕴弱化了我们的物种。近代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但很多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与受辱而告终。但就东方人和西方人文化精神而言，东方人毫无疑问是比西方人的状态要高的——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蔑视西方—— 这与东方的文化重视思考、领悟有关，包括今天我谈的雾状思想它在最高的精神境界领悟上是好用的，因为它的弥漫性非常大，但在现实意义上它并不是无往不胜的，这就是文化的病。所以说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越漫长、越辉煌，但是这个物种在此时此刻的现实利益争夺上可能未必是一个强者。 李：为什么把自己充满宗教意识、悲剧意识和崇高意识的那些作品命名为“后古典”？ 王：就名字本身而言，仅仅是“后古典”很好记。宗教让我感觉到恐惧，我对所谓宗教概念的了解实际上是对图像的了解。艺术史中的大量宗教绘画，就是一个个片段式的宗教绘画使我构成了对宗教的一个理解，并让我的心里产生了恐惧感。 杜：那么你对宗教以及不确定性的恐惧感，与你后来强调一手经验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有关系，因为一手现实让我有存在感，即一种此时此刻我是存在的感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