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你认为艺术自身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对于艺术自身的意义，当时的看法与今天的看法是不同的。当时更希望艺术和经验相关联，这个经验可能与我的情感经验、受教育经验有关。对我的艺术道路而言，“黄山会议”所提出的 “清理人文热情”非常重要。因为当你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观点会在你的心里产生作用，当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说时，你心里会有一种自我暗示。因此，之后的毛泽东那件作品就与我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和教育背景有关。当然，后来我自己找到了一个支点，我认为当代艺术存在的理由必须和艺术家的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相关，而且这些经验必须是一手的，而不是二手的。当我们看哲学书时，我们获得的是二手经验，而这些二手经验可能对现代艺术是很正常的一个连贯性的逻辑，但对当代艺术而言，我认为更应该是一手经验。 李：当时你们在一起讨论，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王：我提出这个观点，所针对的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些批评家。批评家往往更愿意从哲学的角度来评论，但就我自身而言，这种阐释方法与我的创作方向是不同的。因此，我提出“清理人文热情”，实际上针对的是批评家描述我作品（《后古典系列》、《北方极地》等）的那些评论。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一个平静的、即兴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东西。我觉得艺术应该能够在我的内心找到理由，但当我看到别人对我的评价时，我却在内心找不到一个理由，那些经验离我太远。 所以我要找到和我经验相关的，当时我在会议上通过幻灯放了《毛泽东》那件作品的草图，它与《后古典系列》很不一样，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然而，当时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因为我的很多想法、很多话语方式和毛泽东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生活、学习背景对我来说极具意义，毛泽东作为一个神话，我希望通过九宫格的原始图腾方式，把这个神话还原到人的平台上。 杜：相当于你提出“清理人文热情”的时候，既是对批评家某种批评学术倾向的一种反省，也是对你创作《后古典系列》后创作方向的一次重新定位？ 王：是的，主要是一个方向上的重新定位。  王广义，1993年方案草图  王广义，1993年方案草图 李：那么在你看来，今天的当代艺术还需要再“清理人文热情”吗？ 王：今天的当代艺术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很难说把三十年前的概念拿过来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李：20世纪八十年代时，你经常以理性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很多介绍你的文章也称你为“理性主义者”，当时你谈到了崇高精神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你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王：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但我们不能把它放到一个艺术的问题上来说，说我的艺术要怎么样，这个描述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说的崇高精神是普遍意义上的，也就是泛社会的。 李：为什么崇尚理性？ 王：谈到崇尚理性还是和当时艺术界的情境有关。当我看老一代艺术家，甚至同时代艺术时，比如形式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缺乏秩序感，我希望这个世界要有秩序，在文化上要建立一种秩序感。当然那时比较年轻，想法也很幼稚，其实那是一个带有原始霸权的想法，我希望世界有秩序，所以我谈理性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