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艺术是否重要,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干嘛 ——从王久良“垃圾围城”展览说起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8-23 13:39:09 | 出版社: 中国当代艺术基金出版社

 
波尔廷斯基.《爱达荷州的一条清澈河流》.选自《人造景观》。

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当代社会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也向来是争论的热点话题,最近比较强势的观点是:社会问题才是艺术应该关心的,而艺术并没有边界,也没有标准,所以完全可以不讨论“艺术”。实际上,整体而言,那天的研讨就是在这个基调下展开的,更多的发言者越过了所谓“艺术”层面,直接讨论垃圾问题本身,由此引发的话题是,对垃圾及垃圾场的制造者——企业、政府,每个人自身,以及整个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如何解决垃圾及垃圾场问题的建议、号召与自勉。

无需赘言,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非常迫切的话题,它们事关生存,比艺术确实重要多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在发言中建议完全可以不以这个展览的方式,甚至完全不以美术馆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垃圾话题。既然是在美术馆,既然是一个美术馆的展览,既然我们仍然在以“艺术”的名义,那么这说明艺术家和策展人还是有些许迷恋“艺术”这个神话,以及这个名词所庇护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事实上成了人们表达关注社会问题的方便法门,既不需要对这些问题具体的、系统的、学科性的研究,还能获得媒体和公众的掌声,在我看来,这才是艺术系统,以及整个文化制度的致命问题。

当然,王久良确实是花了功夫的,他调查了北京周边的无数个垃圾场,以及周边生活的人群,对垃圾问题也有着自己明确的看法,他的摄影与纪录片也呈现了他看到的这种现实,而把这种现实暴露给公众,这确实可以使公众更能直观地体会到垃圾问题的严重与迫切,这会引发更多的实际行动。是的,在这个展览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他拍摄的图片,已经为这样的现实感到震撼,虽然我曾经注意过垃圾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急迫,这么休戚相关。与此相比,展览、美术馆、美术馆里的研讨会,这一切只是个广告,只是为了把人们卷入到这个问题中来。

但是广告可以做得更好,话可以说得更到位,修辞可以更具说服力,也就是说,艺术——在这里它不是一个空洞概念,而是指表达方式——在这里又显得重要了。如果把摄影当成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如何表达则是一个拍摄者注定要自觉把握的方面,如果把展览视为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如何展览就是一个策展人必须要自觉思考的问题。总之,即使在这种艺术工具论之下,艺术依然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汉斯•哈克要去借鉴广告学。

不过艺术工具论终究是站不住脚的,就摄影而言,并没有某种现实等着你去拍下来,一个人拍摄出来的只是被他的眼光所建构的现实,王久良拍摄的是垃圾场是巨大的、毁灭性的、城市重症似的垃圾场,而如果让一个以拾荒为生的人去拍,未必就一定是那样。 我们期待艺术能够与现实发生关联,实际上期待的是某种未曾被发现的现实能够被发现出来,而能够发现这种现实的恰恰是新的观念和表征,甚至可以说,现实始终是被某种观念与表征所建构出来的,人们认为这是现实,是因为他们对观念与表征视而不见。艺术的重要性,根本在于它——与理论或哲学一样——对观念与表征的自省意识与积极探索。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或许可以要求艺术的广告,或者说宣传功能。

 
王久良.《北京饭店》装置

不过,即使“广告”非常成功,也不意味着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艺术”的特权对人们的注意力有效,但并不负责解决实际而具体的问题。对于垃圾问题来说,一个在相关领域稍有研究的普通人,比一堆情绪激动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更知道哪些是真正的问题。几天后,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正好做了一期专题就叫“垃圾困局”,主要讨论的是垃圾焚烧与垃圾掩埋的两难抉择,以及号召政府与个人在各个环节上做好垃圾分类,并增加垃圾回收利用的比例。看完这个四十分钟的节目,我的收获比在那天的研讨会上要多,尤其是听节目中那位关注垃圾问题的普通市民的发言。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一味强调责任感与批判性,在为民立言、为民请命的大旗下,隐藏着一种自以为是与自命不凡,这样的知识分子早已忘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理性与宽容精神,以及最不可缺少的知、识本身。虽说知道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一定得知道,起码得知道自己知不知道。因此,翁贝托•埃科认为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是在无能为力时闭嘴,为了把发言权交给那些真正有发言能力的人。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本文还是把发言权交给这位老公共知识分子吧: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才能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即当某种严重的灾难即将降临,而其他人都还浑然不觉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一声呐喊才能起到警示作用。当然了,在这种危机关头,不光是知识分子,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管道工——也能拉响警报,但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显然能让这种呐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如左拉的《我控诉》)。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只是在众人皆醉我独醒时才成立。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与其白费心思地(阐述那些连看门老头都明白的道理)去填充报纸和杂志的版面,知识分子们最好还是把那些空间让出来,留给其他人去讨论更为紧要的问题吧。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尽到一个普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已。

鲍栋

201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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