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说到《理智与情感》我同样很好奇,我想知道在二十世纪末,你为什么会对十八世纪初英国女作家奥斯丁的作品感兴趣? 李:理性与感性,你不管怎么编,不出这两个东西,我就是对这种最根本的东西很有兴趣。其实《理智与情感》是唯一一个不是由我发展出来的剧本,这是人家看了《喜宴》以后来找我的。应该说很有缘份,因为我看了剧本的名字,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噢,其实我头三部片子讲的都是理性和感性的冲突。所以我说很有缘份。而且艾玛--汤普森是个很好的演员,她写了剧本,她来演出,又不在好莱坞拍,在英国拍,人家又捧着钱来,不然我是不会接受的。其实原著里的东西我都滚瓜烂熟,就是用英文做一遍,可是以前我没有做过那么高水准的英文片,所以我拍这部片子是冒了一次险,对他们来说也是冒险。 《星》:拍这部片子时你从原著中吸取了什么又改动了什么? 李:剧本我接手时已经写了4年,不知有多少稿了,筹备拍摄已经有15年了。剧本艾玛--汤普森改编得还不错,我去改写就是做些电影化的处理,因为艾玛她是演员。其实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地方,电影却不容易拍,这是很可惜的。就像妹妹,本来她是最感性的,为了家里她去嫁给那个老头,最理性的姐姐,却得到最浪漫的结局。原著里那几个男人都不是很成功,但你不能让观众看个很烦的电影,所以就做过调整。比如那个男人虽然有老态,但他有另外的诚恳的味道,让你感动。 《星》:就是妹妹的丈夫吧? 李:丈夫,也包括其他男人。做为电影的观赏性,你不能让妹妹真的嫁给一个老头,看到后来你还是要为她的结局高兴。这也是电影制作没有办法的事情。 《星》:《冰风暴》这个题材是你选择的吗? 李:我在做第三部片子以后就从外面找题材了,我的生活经验就那么一些,继续创作的话就需要反映别的题材,这是我的一个动力。这篇小说涉及到我许多东西。一部电影要两个钟头,不光是故事、人物,它还允许你做一些电影手法,而且这个题材不是线性的,故事的拼凑方式像立体派的画一样,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希望做这个尝试。同时它也是理性与感性,只不过你把它倒过来。 70年代那个时代很有吸引力,是美国由盛到衰关键的一年。经过60年代的热情以后,受到backlash(背后的一击),“水门”事件,越战失败,高等艺术走向普通艺术,个人意识抬头,权威性解散。总统都可以撤谎,对美国这样天真的国家来说,是个一次性的破灭。从来都没有输过,第一次输掉,整个信心瓦解,这是美国梦的破灭。这之后,大家还不晓得该怎么办,只知道要新潮。父母在家庭里面不能多管,要表现得自由;他们也不晓得怎样应付和子女的关系,还有其他人际关系。这是个尴尬期,青黄不接。最尴尬的内容就是最好的戏剧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讲不完的,都在那个年代的转变期,包括fashion,什么都流行。所以说对那个时代我很有兴趣,而且在电影里可以做冰风暴。最重要的,这是由我第一次主控的电影,而不是电影主控我。 《星》:你认为拍电影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李:最大的乐趣是好玩,讲意义是附带的,如果严肃地讲些道理就写书好了。意义是我创作电影的原动力,没有意义会觉得底气不足,可是光有意义在后面,做做就不晓得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电影意义过重,有种责任感。但这些如果太超越乐趣的话,我觉得也就没意思了。电话毕竟也是一种技术,这不能忽略,没有技术怎么叫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