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满族，1963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新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锐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将影响下个世纪的100位青年人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授与文化和平奖。 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元，没有去任何一个电影制片厂，而是自筹资金23万，拍了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电影《妈妈》，后来挂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标，全国发行只卖出3个拷贝。 从1989年到现在，张元一共拍摄电影、纪录片16部，其中6部通过审查，获准公映。张元的电影题材涉及患幽闭症的儿童、前卫艺术家、无业游民、精神分裂者、同性恋者、重刑犯人、变性人……因为这些电影题材太独树一帜，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张元的电影惨遭冰冻，无法在国内公映。 作品列表： 电影：《妈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1992年的《北京杂种》(获瑞士洛迎诺电影节特别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1996年的《儿子》(获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东宫西宫》(正式入选1997年法国嘎纳电影节、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获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以及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8年的《过年回家》(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大奖等四项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西班牙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数字电影《金星小姐》。 2002年《绿茶》、《江姐》 纪录片：《广场》(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国际民族电影节最佳人文纪录片奖)； 2001年的《收养》。 MTV：1990年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MTV亚洲最佳MTV奖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4年《飞了》； 1999年的《疯狂英语》(获米兰电影节最佳影片)。 张元对话录 时间：2006年3月 地点：北京夕照街5号 《星库》（以下简称《星》）：你小时侯生病的经历和你后来的电影关注‘边缘状态的人’有关吗？ 张元（以下简称《张》）：小时候得过一场肾病，吃药吃成了个胖子。后来肾病好了，又得了喘气病，小学上体育课，要围着操场跑很多圈，跑完之后，像要死了一样难受。我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爸就围着床转，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搓着手没办法。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顺畅地呼出和吸入每一口空气。那时我奶奶对我讲，日子混过去就得了。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但什么是边缘，什么不是边缘？ 《星》：1999年，对你来说很特别，过年回家》通过审查，在国内公映了。 张：筹拍《过年回家》之前，我和编剧朱文、宁岱、余华去了30多个监狱。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不仅在国际上获奖，也终于能与国内观众见面了。 《星》：2002年，你一下子拍了3部风格不同的电影——《我爱你》、《江姐》、《绿茶》，其中，你的转变，会不会被认为越来越商业化？而这种种尝试，是不是说明你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张：说商业化也没什么。我的很多电影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但有些影片也是很商业的，像《过年回家》就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过。至于说到表达方式，的确，去年我拍了3部不同形态的电影，可以算是比较焦躁地寻找一种表达自己情感的语言方式，《绿茶》已经开始接近我所要的状态和风格，我开始清楚创作风格的方向在那儿，以后的作品会将这种风格和表达方式沿袭并探索下去。 《星》：你的戏曲电影《江姐》一直都没有公映的原因，我从院线方面得到的回答是它不会有太多观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江姐》一直没公映应该说是市场问题，不过在《绿茶》之后，它就会和观众见面了。其实拍一个作品的感受不会那么煽情，我只是很冷静地完成这样一个影片，也许它不会有很好的票房，但我相信它会有很好的效应。 《星》：我看过《绿茶》的文学剧本，金仁顺当时的短篇怎么打动了你？ 张：王朔向我推荐了这个短篇，只有8000字，但很打动我。我觉得写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准确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那种感觉既真实又有诗意。后来我邀请作者金仁顺到北京，完成了《绿茶》的文学剧本。 《星》：你和姜文合作愉快吗？ 张：我和姜文是老朋友，我觉得他很适合陈明亮这个角色。他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他塑造的很多形象我都很喜欢，也很喜欢他导演的作品。我和他合作很轻松，他是一个很认真、很执著，很有追求精神的一个演员。 《星》：很多观众都习惯了姜文的硬派形象，在《绿茶》里，他只是一个和另一个女人发展情感的男人，他把握得好吗？ 张：把握得很好。我觉得展示了他的另外一面，塑造了另外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姜文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他对情感的表达非常纤细，很打动我。 《星》：赵薇呢？她在两个角色间的转换自然吗？从剧本来看，朗朗是那种颠倒众生的女人，她给人这样的感觉吗？ 张：我和赵薇是第二次合作了，在《绿茶》里，她表现得很复杂，将角色表现得很好。你说的颠倒众生，是商品化和职业化里的问题，但在生活里，你要征服的，永远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之间真正的情感交流是由这两个演员来传达的，至于他们是否传达出了，只能由观众来看了。 《星》：《绿茶》遭到评论家的质疑。 张：你觉得呢？他们现在能有什么看法？我曾经听过一个电影评论家说：艺术家是豆腐，我们就要把他们切碎了做成一碗汤。这句话我听了很奇怪：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心是自由的。就切成豆腐片，他会感到不舒服…… 其实在拍完《东宫西宫》之后，我已经厌倦了地下电影的模式。《东宫西宫》发行了四十五个国家，得了十几个奖。但在祖国的观众没有看到这部电影。我心里很部平衡。那之后我就开始转换操作模式。 我可以给你一个线索：其看看西方艺术史吧，其看看文艺复兴出现的原因。在那之前，艺术家都为教会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艺术家开始满足有地位的资本家的需求。慢慢的，艺术创作中出现了生活中真是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要研究艺术家的转变，就得研究其服务对象的转变…… 《星》：“第六代导演”几乎个个是拿奖高手，在国际上得奖有个速成公式——边缘文化＋本土特色＋被禁……你怎么看？
张：参加影展、电影节拿奖，其实就是把作品放在评论界的菜刀底下的过程……这是整个社会的习气——作秀。但只是世俗生活必须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它和艺术无关。 我给你打个比方：敦煌是伟大的艺术作品吧？但它的画匠大多是囚犯——艺术家有时候必须戴着镣铐跳舞。再拿我这回拍的《看上去很美》举例：我们拍的是孩子的世界，其实完全是成人世界的折射。成人中有棱角的也要被磨平，变成世俗中的规律作品。 《星》：谈谈你的新片吧，听说你为《看上去很美》筛选演员时，看了十万张小男孩的照片？ 张：实际数字可能还超过这个。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找个小号“王朔”最适合这个角色，我向王朔要他小时侯的照片，他死活不给我，我只好按自己的想象找了。 《星》：《看上去很美》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你为什么选择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小说和电影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张：《看上去很美》１９９９年就出版了，当时我非常喜欢，在王朔目前为止出版的小说中，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也是最幽默、最有趣味的一部。小说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里面经常出现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身份互换，有时候王朔用大人的身份去回忆过去，有时候又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这种互换带出非常冷、但又非常幽默的气氛。拍电影时，我主要选取了小说的前三分之一部分，也就是集中在幼儿园发生的那个部分。 《星》：为什么只选取幼儿园部分呢？ 张：因为幼儿园是三岁到六岁儿童的世界，但这个儿童世界也可以被看作成人世界的折射，或者说，它是成人世界的寓言。 《星》：寓言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我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灵魂和尊严。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一样的，孩子的心里也有群体和个人之分，但孩子的孤独更加悲哀。所以我在电影的后半部，做了一个变奏的处理。影片的前半部分显得轻松幽默，但我不希望我的电影仅仅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愉悦，同时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儿童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大人尊重的，童年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回忆的，童年的世界是能够给我们成人的世界、成人的思维带来一定参考意义的。 《星》：那么变奏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 张：影片最重要的一幕是方枪枪在梦游之后，把自己夜里的遗尿留在了南燕的床上，随后老师们把他抱走，让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把他围在中间。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长的方枪枪的特写，是他从笑到哭的过程，这里就是变奏的开始，它代表着方枪枪的转变。这其实是我拍这部电影前最早想到的一个镜头。 《星》：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对你本人有什么影响？你觉得自己拍摄前后有什么变化？ 张：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是很幸福的，我的幸福在于：王朔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小说我也十分喜欢；在拍摄的时候，我看到董博文，还有我的女儿宁元元在镜头前走来走去，一方面我因为能看见女儿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既可以工作，又能看到她，然后我看到董博文，我又好像能看到王朔的童年——当然《看上去很美》是小说，但它的某些地方可能也和王朔的生活有关系，这些让我常常都有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回到了童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感觉在梦境和现实之间交错。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愉悦和幸福，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比喻的，虽然这个电影拍的时候非常非常艰难。
《星》：艰难主要是指演员的控制方面吧？ 张：对，毕竟他们还是小朋友，你看刚才“方枪枪”又不高兴了。 《星》：有没有哪一幕让你觉得特别难拍？ 张：南燕和方枪枪两人上厕所那一段，我们要他们走快点，他们却慢吞吞，叫他们慢，他们又快起来。后来我们通过他俩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偷听到，原来他们是商量好了故意使坏，和我们对着干，后来那一场拍了十几条，大家都累得够呛。 《星》：有人指出，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清晰的，但电影的时代背景却好像被故意抹去了，为什么这么处理呢？ 张：因为我发现了一点，无论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抑或今天和未来，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老师没有电影里那么厉害，也有人会说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老师，或者提出疑问，说现在的小朋友之间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幼儿园的作用都是把一个孩子变成人，慢慢地把他们同化，慢慢地把他们规则化，慢慢地让他们融入社会，失去自己的灵魂，变成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星》：你觉得这样是悲剧吗？ 张：不见得。因为你要生活。作为记者，你可能每天都要去做采访；正如我作为导演，必须很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就像刚才玩摩托过山车一样，明明知道很惊险，会让人惧怕，但你还是想去体验。人生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我们要死，却还是需要变成一个人去奋斗。 《星》：你说这部电影是儿童演的电影，这等于说它是儿童片吗？ 张：什么是儿童片？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一直不想把一个电影分成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儿童片还是成人片，因为我喜欢越界的电影。 有人说“我看不懂这部电影”，不懂就要思考，如果不思考怎么能懂？内地的教育习惯和思维习惯，让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希望导演给出一个明确的主题，就像上小学的时候总结课文中心思想一样。然而一部好的作品，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能仅仅只说一件事情，它应该是宽泛的、涵盖了多方面的东西。《看上去很美》里有教育问题，有成长问题，有个人独立问题，有关于自由的问题，有关于规定的问题，有人的成长，里面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它是复杂的，有很多层次的。 《星》：你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里面的不同层次。 张：对。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进入我的电影，而不只是像看大片一样简单地去看。大片往往只带来一些视觉享受。这一届的奥斯卡已经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大片全部靠边站。原因在于它们仅仅有那些视觉上的东西，层次很少。为什么像《断臂山》、《撞车》这种电影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呢？因为它们丰富，它们讲的不止是一个问题。 《星》：我觉得你的电影在故事背后内涵也非常丰富，我想知道除去你自己亲自编辑的电影以外，你是如何选择一个剧本，你选择剧本的要求是什么？ 张：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再一个，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真正看到人性的内涵，和人性的闪光点，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星》：：你觉得将王小波的小说拍成电影，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张：他的文学性太强了，我在和他合作《东宫西宫》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小说家，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见面是因为我当时在准备《东宫西宫》剧本的时候，是一个加拿大人介绍我认识他们夫妻俩，是因为当时知道他们是搞同性恋研究的，而且他们写过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那是一个报告文学，相当于报告文学，一个调查报告那样的一本书。我第一次和他们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们在准备这个电影，李银河向我推荐，说你还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电影，当时我们开始工作，我们开始工作了之后，有一天王晓波送给我一本书，那个是香港出版的《黄金时代》，当时香港起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王二*史》，我碰着那个小说吓了一大跳，我没有想到和这么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合作，我也感到很幸福的是，王晓波这一生写的唯一一部电影作品是和我合作的。所以他的小说实际上改编成电影难度挺大的，因为他的文学性太强。
关于张元 张元，被称作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拍过很多被称作关注边缘人物的电影，比如《北京杂种》、比如《东宫西宫》，但这些电影在国内都被禁播。后来张元继续拍电影，《过年回家》、《我爱你》、《绿茶》等终于不再被禁播，而现在的《看上去很美》更是开始铺天盖地的上映了。 少时的张元体质羸弱，曾经很长时间因生病而休学在家，缪斯女神似乎对体质羸弱者格外垂青，性情敏锐的张元迷恋上了绘画，这位早慧的少年开始执着于色彩的深浅浓淡，事物的外部形状与光影的变幻莫测。早期的一切特性都预示：也许他应该成为一名画家，然而绘画殿堂的大门却迟迟未向他开启。几翻周折候，他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他说，聊以*的是，摄影与绘画是相关的。 彼时，同为摄影系出身的陈凯歌与张艺谋已经凭借各自的作品，在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上影投资拍摄记录片《妈妈》，张元担任摄影一职，大量的筹备后，拍摄计划却泡汤了，拍摄人物转至北影厂，张元依然担任影片摄影。不幸，时隔不久，影片的拍摄又宣告破产。但就在这部片子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张元已经对它又了深刻的了解。于是，他打算自己做导演，独立将其拍摄完成，艰难的筹集资金后，《妈妈》终于问世了。这部讲述单身母亲和残疾儿子故事的影片，成就了今天作为导演的张元。 “我一直在坚持自己，从未想过哪怕时一丝一毫的放弃。”“工作或者作品本身从未使我产生过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可能我也清楚的知道这些电影不一定适合在国内放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去拍摄它们。而幸运的倒是我还能把它们拍出来。” 接下来的影片，张元在取材上都保持了持续的独特与尖锐，关注处在边缘与底层的人，关注弱势群体：摇滚青年，同性恋者，精神病人，孤儿收养……“当你把一个所谓边缘人性格不断的立体化时，你会发现我们处于时代的性格。因为他们是最有特点的一些人，更富于戏剧性，更荒诞，更具悲剧色彩。他们性格的形成，就是时代的标志。” 题材的独树一帜，给张元带来了国际性声誉的同时，又令他不被国内权威电影机构认可。将近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他的多部作品被冰封雪藏，无法在国内公映。独立电影制作资金难以筹集，审查制度的苛刻，对寻常人而言，无疑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折磨。但回忆起那段时光，张元自己倒显得格外平静：“工作或者作品本身从未使我产生过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可能我也清楚的知道这些电影不一定适合在国内上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去拍它们。”尽管偶尔也会感觉失落和疲惫，但他内心却从未有过惶惑和动摇。 那个时候，张元也曾经接到一些国外的制片机构和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前往生活和工作。但张元自己却从未动心过，因为他发自肺腑的热爱这片土地，尽管他那时还不被承认和接受。 “我希望人是平等的，而且是宽容的，会接受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一直觉得人生充满了喜剧和巧合，也同样充满了悲剧。”他意味深长的说，“所以，人是最值得怜悯的。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好人和坏人，所以，我的电影并没有斗争的方向，也没有竞争的方向。 他从不把自己视为斗士或者勇夫，也从未有过要和谁战斗的意识，他说他自己只是呈现，而没有任何的指向性。“我甚至觉得自己在电影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太宽容了。”他如此评价自己，尽管在别人眼里他已经足够先锋。 意识到这点他终于开始对自己改变。1996年拍摄完《东宫西宫》，张元开始带着作品去世界各大电影节参展，同时担任评委。在异域繁华热闹的电影节上，他照例又斩奖无数。然而镁光灯下，人头窜动中，他突然发现找不到属于自己同胞的影子。那一刹那，他变得失落，这种失落并非源自无人分享他的荣耀，而是无人分享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但是我的创作国内观众却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用说了解。”他开始意识到了一种强烈的荒诞和悲哀。 于是，从颇具双关意味的《过年回家》开始，张元的电影迈向国内市场。有人怀疑这是他对自己的背弃与背叛，但他摇头，不以为然：“我还是我自己，我一直在坚持我的东西。电影的价值在与被观看和讨论，只有让国内的观众看到我的影片，对话才会形成，我必须其做能和环境相对话的东西，否则，我永远是在打空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