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这是朋友的故事。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一个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国男朋友住在一起,在华盛顿市,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他有三个姐妹。他妈妈天天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奇怪他怎么过了三十岁还不结婚。他就一直瞒着,姐妹也都替他瞒着说“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来”。他父母到美国去住在他家,他就说那个男朋友是房东,家里挂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换下来,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一阵子他们帮一个女孩子办绿卡,后来办成没有不晓得,反正有这么一回事。后来我就想,这有意思呀,可以写成一个剧本。本来这些不够一个电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灵感,一想,如果结了婚,后半段不就出来了吗?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剧本写出来,写好以后放了5年都没有拍。那个时候中文影片在美国拿不到钱,在台湾,同性恋题材也拿不到钱。我写的《推手》在台湾参加剧本奖徵选,就把《喜宴》一并送去了。《推手》拍完,他们就说,继续拍那个剧本吧,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台湾人的观念里已经对同性恋比较开放了。 《星》:你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观众什么呢? 李:严格讲这不是一部讲同性恋的电影,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会有那么高的票房。一般观众都把它当成一个家庭剧来看。家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将如何度过去,同时也检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伦理,主人公在这当中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你看到,故事里的起因是假的,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可所有的人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的。这跟我以前真假虚实、价值倒转的经验可能有关系──我们翻过来看,在同性恋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的正常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反转的情境,可以利用戏剧冲突的手段去探讨人的问题,探讨人性;从社会剧看是一个讽刺,从人性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感人的。当然我不是同性恋,可是我会有别的问题。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题材的戏剧效果和戏剧情境也很好。总之,你会觉得这是个可以work的东西。 《星》:我觉得你的影片是靠挖掘人性中非常普遍的东西来取胜的,而且我感觉尽管你的电影都很成功,但里面并没有浮躁的东西,而这些浮躁恰恰在一些中国电影里很常见到。于是我想问问你,你在拍电影的时候最不能放弃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你最想表达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李:我想,不管怎么样变--一样东西久了,不换药,汤总要换一下,如果说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变,或者说将来可能也不会变的话,我想可能就是人际关系吧。人际关系中的宗旨对照。在人际关系的这个范畴里,所谓的宗旨是你需要自由,需要逃出来,这就是一个约束力,规矩,伦理。人不能孤独地活着,总要和别人有关系,这就是人际关系。小到家庭、夫妻、朋友、大到国家、战争,人跟人都有关系,这是我有兴趣的,可是人套在一个关系里,你又觉得不自由,像呼吸一样,吸一口呼一口,呼一口吸一口。到上部片子为止,都是这样的细节,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产生了不适应,他做出了反映,说明白了就是变化的时代里不变化的人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些,我一直感觉有兴趣,我想关心,就像一般人一样,对自己有关的事情,他会投入,也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我说.如果有什么还没有变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其它的,我想花样尽量翻新了,不破不立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