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中文版序《创意城市》的缘起与未来(上)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3-03 10:53:18 |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查尔斯·兰德利

我很高兴能向中文读者献上《创意城市》的构想。将近二十年前,我们的城市正面临重建,并需要重新省思自身的角色与目标,而我最初就是为了响应那时欧洲所出现的戏剧性经济、社会及文化转变,才开始谈及这个课题。当我2000年着手写《创意城市》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发展为一种概念,甚至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一种观察城市发展的新方法。

我为中文版重写了一篇序文,以使本书的构想能跟得上时代。我在其中说明了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也阐述了城市怎样才能发挥创意,来看待他们潜在的资产。

过去十五年来,无数城市已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而中国城市的崛起,更是这场蜕变的象征。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都面临着主要因全球化卷土重来的活力浪潮的冲击和世界性城市位次的大调整而导致的脱胎换骨期。至于引领这股浪潮的,则是那些跨国企业,有时甚至是建立了如触角般遍及全球的制造网和相关供应链的半国营机构。

在这场全球性新动能(dynamics)中,无论大小城市,都需要用地区、国家与全球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和省思自身的目标、角色与定位。而这为城市从创意(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拥有资产或缺乏资产等角度,来思考现今城市所面临的种种机会及问题,制造了特殊的理由。

任何真正拥有雄心的城市,都会想在价值链上步步提升,以争取自身的核心地位,并藉出口贸易、低成本活动和吸引诸如研究与知识创造中心、先进制造、文化及艺术创意等高价值活动落户本地,而摇身一变成为某种中枢。此外,人们的想象力也能主导一个地区的发展,而有些中国城市就做得很好。

这些城市的整体目标,就在于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并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这里所要评估的是吸引动能、保有与流失能力、资源与人才。适当的组合借由种种层面来吸引政治掮客、投资人、实业家、顾客、观光客、房地产开发商、创意精英等不同的支持者,使城市显得既富有吸引力,又令人向往。整体来说,这为城市制造了共鸣。而获得吸引力的结果,则会显现在能左右事物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力量,甚至是绩效及财富上。

如今城市利用自身有形的硬性资产和无形的软性资产来相互竞争,同时适时地对它们加以协调,但很少有城市了解这点。而本书的目标就是要让城市拥有吸引力,制造丰富的联想和认同感,并掌握概况。

最初的构想

《创意城市》的构想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这些新的趋势而产生的。当我提出这个构想时,大家认为这不仅是令人梦寐以求的想法,也是个鼓励人敞开心胸,并发挥创造力的感人号召。它旨在对组织文化产生戏剧性的影响,而其中的理念在于:任何城市所拥有的潜能,总要比任何人乍看之下所认为的来得多。此外,该构想也断定,无论是利用机会,或是解决看似棘手的城市问题,若是要人发挥创意,去思考、规划并采取行动,就需要创造条件。而这些条件可能从创造财富到提升视觉环境,或是处理诸如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是种正向概念,它的假设在于,只要给普通人机会,他们也能成就非凡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力便成了在整个过程中利用诸如智慧、创新与学习能力等特质的实用性创意。在“创意城市”中,尽管艺术家,还有那些参与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的人扮演着要角,但富创意的并不只有他们。创意可能来自任何人,无论是商人、社工(social worker)、科学家,或是公务人员,任何能以创新方式处理问题的人,都是创意来源。然而,创意在艺术领域中已名正言顺,至于艺术性创造力,则具有能充分配合推动知识经济概念需求的特质。

创意城市概念所倡导的,是在城市利害关系人的运作方式中,深植创意文化的必要性。这意味着重新评估规范与奖励制度,并迈向较富创意的官僚体制。借由促进创意,并在公、私、小区领域内合理运用创意,便可针对城市的任何问题或机会,扩大拥有种种可能与潜在对策的构想库。而创造出种种选择的,正是这种发散性、广泛性的思维(divergent, broadranging thinking),它需要与缩小可能的聚敛性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相协调,这样一旦构想通过现实考验时,才能从中产生城市创新。创意城市的概念主张,将提供城市因应千变万化状况的弹性,并且培养面对制度可能冲击的必要应变力。

从城市设计到塑造创意城市

鼓励大家发挥想象力的城市,远远超越了城市基础工程典范(urban engineering paradigm),而不只是一味专注于诸如道路、千篇一律的住宅开发,或是平凡无奇的办公大楼等硬件基础建设。它需要结合软、硬件基础建设。软件基础建设包括:关注人们如何才能会面、交换意见,并建立网络。它转移了重心,并鼓励促进人际沟通的实体发展与空间营造。这些空间具有高度的质量与舒适便利性;它所提倡的,是既非住家也非工作场所,而是让人们得以聚会的“三度空间”。这也许是家咖啡馆,或是其他种类的聚会场所。这些空间位于绿意盎然、高度重视美感的环境内,可能是较令人兴奋与安静场所的综合体。此外,它也拥有先进的科技,设置了公共无线网络区域,让人们在四处移动时能同时工作并通信。

那些规划这类城市的人,不仅必须思考如何营造良好的气氛,还要注意丑陋或冰冷的建筑所产生的负面心理影响,以及这如何降低了人们优质工作的能力。他们须认清,对文化保持敏锐感有多重要,继而善加维持全球性导向与地方本色之间的平衡。此外,他们也应考虑如何促进整合城市的艺术创造力。当身具良好技能的人愈来愈可以选择住在哪儿时,就比较可能吸引创意城市所需的灵活、高技能劳动力。由于创意不仅在于有构想,还在于将它们落实,因此这类城市需要活力十足的思想家、创造者与实践者。它需要正式与非正式的庞大知识基础设施。不过有趣的是,那些看上去像大型单一制造厂的老式大学,往往不是十分富有创造力的地方;而这意味着要重新省思,大学看起来和感觉起来究竟应是什么模样,并考虑比较不拘形式的崭新教育或学习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特立独行者通常会挑战阻碍进步的界线,因此,创意组织了解,若要运作良好,就需要这些人才,而重要的是,这种较开放的城市能够提供他们施展的空间。


这样一来,城市不仅在内部,也与外界建立起了强大的沟通关系。而无论应用在社会或经济层面,这都有助于培养整体的企业文化。城市需要“地方流传与全球传播管道”,换句话说,因地方人才库所促进的活力,形成了深植于小区的学习流程,而针对特定外人所建立的外部沟通管道,则加速了知识与技术的转移。矛盾的是,充满创新的地方不仅乡土性十足,也高度国际化。

同样的,软性创意基础所涵盖的,还有城市整体的心理基础建设与心态。城市就是借由这种方式,来因应机会与问题,并面对用以营造气氛的环境条件,还有借由奖励、规范架构与法律、规章等激发创新的赋能策略。

最后,发挥创意并不意味着只关心新事物。相反,你要愿意以灵活的方式,去检视并重新评估一切状况。有时人需要有勇气,在必要的状况下有所改变,有时在坦然地重新斟酌后,运用正确的判断力去维持原状。由于伟大的成就往往是新旧的综合体,因此历史与创意得以相辅相成。

以创意为通货

在崭新的城市架构下,创意是主要的通货之一。好奇心(Curiosity)、想象力(imagination)、创意(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与发明(invention)这五个关键词,则形成了无懈可击的五重奏;无论是“好奇”(curious)、“富创意”(creative)、“充满想象力”(imaginative)、“善于创新”(innovative),或是“有才干”(talented),都是同义词。它们虽是不同的词汇,但却有类似的意义,稍加厘清将会有所帮助。

由于“好奇心”是敞开心胸,寻求洞见、学习、可能性与对策的能力,因此是个起点。而富有创意的特性与本质,则在于拥有重新思考、好发问、灵活、看出不寻常关联、能创新,以及不怕模糊、矛盾或对立的能力;而这将连带培养出能洞悉事物,并发挥想象力,以了解可能性,同时将洞见应用在方案上的能力。至于拥有想象力,就是具备设想、思索、构思,或想象某种事物的能力;它与开创、进步,还有领先时代有关。至于创新,就需要创意与想象力。创新的过程需要运用聚敛性思考,藉以评估创造性构想,只留下那些管用的。要创新就要机敏、伶俐,而发明往往是获得专利的实质性创新成果。至于人才,所意味的则是拥有能力、智慧与潜能的人;在拥有这类特质的前提下,他们更有可能创新,并发挥创意与想象力。要发挥这些人才资产,唯有通过创造新服务;假如一座城市有个人、学校和组织去激发其好奇精神,那么创新才会源源不绝。这些流程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终端产品、服务、技术、技巧以及手续、流程、执行机制、重新定义问题,或是崭新专业态度方面的创新。

创意取决于环境。某种状况下富有创意的事物,在另一种状况下或许未必如此。尽管以往我们可能需要运用工程,还有其他相关的发明能力,来解决城市的基础建设问题,但如今的需求却截然不同。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规划愿景、统筹思考、掌握不同专业领域本质,并了解有哪些新资源的能力。


金融资本仅有狭隘的单一层面,而创意则宛如比金融资本更复杂、更强大的新通货。发挥创意的流程,结合了不屈不挠与专注等特质,不仅营造了先决条件,也激发出赚钱获利的能力。但创意流程的功能还不仅于此,原则上,它有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并能紧紧把握潜力。它有许多呈现方式,有卓越的设计、建筑或交通系统等实质事物,也有诸如能提供动力,或激发富于信心的自我表达能力等无形层面。此外,由于创意所促成的创新有助于塑造一个地方,因此它也能协助发展文化与特性。

对创意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的心胸与倾听的能力。多数《财富》(Fortune)杂志评出的500强大企业都已认清这项资产,并应用种种独创的解决问题理论,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构想日益成为关键通货的社会中,只要文化愿意改变,并加强将概念转化为创新的基础,构思能力就能促进繁荣。一旦地方拥有广大的人才库、大批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重要的研究中心以及有助于冒险的商业与社会风气,就能拥有较多的创新。

个人、组织与城市的创意

为了留住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及对创意怀有兴趣的老人,富有想象力的创意城市就必须认清、呵护、吸引并支持人才,这样才能运用构想、人才与创意组织。何谓创意个人或创意组织,可能相当容易了解;但由于城市中有各式各样的文化与利益,需要以某种协调的方式加以整合,因此要让城市拥有创意,就成了截然不同的问题。

你很容易了解创意个人可能是什么模样,例如,他们能做有趣的联想、能重新思考,并能借由倾听来激发洞见。他们充满活力,尽管往往不清楚如何朝前迈进,但对未来的目标却有本能的直觉。同样的,创意组织也是如此。可是它们的优先要务不同,而这不仅增添了一层复杂性,也产生出不同的动能。

创意组织内固然需要有富于创意的个人,但组织要运作,也需要统合者、怀疑者、促进团结者、平衡者、拥有人际关系技巧者以及可靠的管理者等其他类型的人。有些人认为他们可有可无,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创意组织要运作,就需要多元化,要有由各种人所组成的团队。或许实际状况是:一个创意组织虽有相当“平凡”的员工,但由于充满开放、探索与互助合作的精神或风气,因此能将整体潜能发挥到极致。这将促成更重大,并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成就。

在下一个层次,也就是创意城市的复杂性中,由于城市中存在拥有不同文化、目标与态度的众多个人及各种组织,随着复杂性呈指数级增加,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城市领导人的任务,就在于借由包罗万象的构想,或引领城市前进的愿景,来协调这些差异,使它们渐趋一致。而“创意城市”概念所强调的,便是如何能在歧义间协议约定规则,以向前迈进。因此,在歧义间斡旋,并找出共同的思路,就变得举足轻重。


创意城市的特性往往包括:谨慎冒险、广泛的领导、朝某处迈进的概念、坚决但并不固执、拥有超越政治循环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能维持策略性原则与足智多谋的弹性。要充分做到这点,就需要改变心态、观念、抱负与决心。此外,它也需要了解各种城市竞争的新工具,如建立网络的能力、文化的深度与丰富性、管理质量、设计意识,知道如何运用象征性与概念性理解力,还有环保意识等。这种转变对组织文化有强烈的影响,并无法如一般策略般在企业内达成。

由于当新旧融合时会产生创意摩擦,因此创意城市需要维持在一个充满动能、偶尔具备张力的平衡状态。而要提供这种平衡稳定性,就要为创意与日俱增的城市,提供整体指导原则的伦理架构。这正是我所提倡的,城市需要致力于“为了世界”成为最富创意的城市,而不是“成为世上最富创意的城市”。“为了”这个词所指的,便是回馈地球村,并肩负起责任;例如,在因应环境挑战时,就要尝试在手法上发挥创意。

城市要从较传统蜕变为较富创意,就需要大幅扭转心态,并创造条件,以使大家成为改革的传播者,而非消极的接受者,或变革的受害者。这个概念视转变为一种生活经验,而不是单一事件,因此需要活力十足的领导。

对建立这类环境而言,舞台、背景与包装等既有环境都很重要。它提供了实质的先决条件,或是能发展城市活动、营造城市气氛的平台。所谓的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就是具备必要的“软”、“硬”件基础建设,以激发源源不断的构想与创造力的地方。至于氛围(milieu)则可能是一栋建筑、一条街道,或是一个社区,甚至是整座城市。

创造力的必要

创意为何会风行?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大家日益认识到,来世界正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对身处这场剧变的人来说,那感觉犹如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而在较发达的西方世界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已不得不重整。创意运动需要花时间扎根并彻底发挥作用,但随着如今显而易见的全球贸易转变,它的动能也迅速增加。在新信息科技、以因特网为基础的所谓“新经济”下,我们的重心由体力劳动转为脑力劳动,而其中的附加价值,则是靠转变为创新、发明与版权的构想产生的,这也从而释放并激发了创意动能。

许多国家与城市都在寻求新解答,好为自身创造新目标与新型工作,然而它们却深陷在自己的旧有模式中,无法获得成功。这促使各阶层深切反省,也使许多决策者认识到,由于旧方法并不能让城市适时地因应新状况,因此不够管用。例如,旧有教育体系似乎并不能让学生为“新世界”的需求做准备。同样的,无论是传统的组织体制、管理技巧或是领导模式,由于充满控制精神,并重视等级制度,因此似乎也并不能提供韧性、适应力及弹性,以因应千变万化的竞争环境。显然,那些从气氛、外观与感觉上看来,都有如工业时代产物的城市运作并不顺畅,尤其是那些视城市的设计质量为附加物,而非城市吸引力与竞争力核心的地方,更是如此。


要因应这些变化,城市就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资源与潜能,继而促成必要的全面改造流程,而这本身就是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行动。因此,发挥创意似乎就是解答,而很多领域也致力追求更大的创意。首先举例来说,在昔日课程设置较僵硬,往往倾向机械式学习的传统教育制度下,总要求青少年学习较多科目,但可能不求甚解,而不能使他们具备充分的能力;于是批评者转而主张,应该培养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创造、发现、创新、解决问题与自我评估等更高的组织技巧。由于学生将学会怎样去了解论据的本质,而非死记断章取义的事实,因此这不仅将激发并促进更广泛的思考力,助长开放性、探查力与适应力,更能让不同背景及领域间的知识互相交融。其次,在由上而下的组织架构中,是不可能加强利用动力、才华与技能的;而往往被视为特立独行者的有益人才,也愈来愈不愿在传统的架构下工作。这促成了诸如所谓的母体管理(matrix management),或是利害关系者民主(stakeholder democracy)等新型经营与管理模式,而这一切都旨在释放潜能,并带来更大的成就感。至于创新动力所需要的,则是大家愿意为了彼此的利益相互分享并展开合作的工作氛围。这些都是职场外所必需的,而创意氛围概念也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所谓创意氛围,就是一种鼓励人们去参与、沟通并分享的城市环境;而身处这些创意环境中心的,往往是变身为新企业孵化器的研发中心。由于中国仍有许多这类机构,因此具有极大的优势。

文化资源的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谈论创意,甚至是创意城市运动(Creative City Movement),但回顾形成这些概念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所探讨的关键用语包括:文化(culture)、艺术(the arts)、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与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等。创意是个内涵很广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才摆脱专业用语的角色,成为一种新型的共识。后来其中部分术语产生变化,文化产业成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接着在2002年时,又出现了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与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由于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出版了《创意阶级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①,更戏剧性地使这场“运动”发扬光大。

文化资源体现在民族的历史、习俗与昔日的知识中,并通过将构想化为实际可行的方案来发挥价值。这些资源不仅是建筑等有形的“物体”,还包括符号、活动,以及呈现在手工艺、制造与服务上的种种地方性产物,如意大利克雷莫纳地区(Cremona)的小提琴制造师、波兰克拉科夫(Cracow)的木雕师,或是北芬兰冰雕旅馆制作者等的精细复杂的技术。城市文化资源包括历史、产业及艺术遗产,而代表性资产有建筑、城市景观或地标等。此外,还有公共生活、节庆、仪式,或是故事、嗜好与热情等地方特色和固有传统。业余文化活动虽能单纯因乐趣而存在,但也能加以重新思考,而激发出新产品或服务。诸如语言、美食与烹饪、休闲活动、服饰及次文化,或是思想传统等无所不在的资源,虽然往往遭到忽略,但却能用以呈现一地的特色。当然,文化资源也涵盖了表演与视觉艺术,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的范围及质量。文化资源是城市的原料及价值基础,其中的资产取代了煤矿、钢铁或黄金。


创意不仅是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也能帮助它们增长;而城市规划者的任务,就是负责地认清、管理并利用这些资源。至于对文化的重视,应该体现在城市规划与发展的技术细节中,而不只是被视为一旦处理了诸如住宅、交通、土地利用等重要规划问题后,才能发挥作用的微不足道的附加物。因此,一种富含文化的远景,需要像处置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那样对待规划的问题。而文化资源所反映的,则是一个地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为什么它会像现在这样,以及其潜力可能会将它带向何方。这种聚焦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之上。

一篇名为《创意城市血统》(Lineages of the Creative City )的文章更详尽地探讨了相关历史,并能从我的网站www.charleslandry.com免费下载。

变迁中的规划典范

社会、城市与其经济沿革的整体转变,都反映在城市如何发展、规划上。在劳动力密集、以量产为基础的工业化时代里,城市用以发展自身资产的方式与优先要务,便与专注高科技、以知识为基础而发展的时期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时代,规划主要是由上而下,本质上被视为城市工程,与道路、铁路、港口等公共工程建设一样。随着时间过去,它发展成了封闭式的官僚、专业化与集中式规划系统。这种体系把焦点放在应对汹涌而来的城市化浪潮上,尤其是随着都市延伸到郊区,住宅和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被看成是重中之重。由于这种做法暴露出一些弊端,使得规划变得较具参与性,从中也产生日益社区化的开放性规划系统。这制造了策略性难题。

较大的城市为了蓬勃发展,就必须在各种舞台上展现自我,从当地开始,经由更高一级的地区与全国,再跃上最宽广的全球性舞台。而这一切混杂的目标、策略与支持者各有所需,往往不尽相同。例如,其中一方需要地方停车场,或是公共交通联网,另一方则需要机场连通性,好使人与货物能前往世界各地,并获得加入战略性全球生产网络的能力。

由于无论当地居民,或是全球性流动阶层,都想要高质量的环境与设施,同时城市也需要吸引这些四处流动的人才,因此双方的需求开始渐趋一致。

无论在外观或感觉上,适合工厂运作的城市,都与致力于鼓励人们发挥好奇心与创新力的城市不同。在某个城市,人们不过被视为机械式生产的工具,而在另一座城市,却被视为重要的构想,甚至财富的创造者。

连带的,这彻底改变了规划上的典范思维。创意城市概念建议,规划者要扩大自身视野与见识,以便在了解城市生活经验上,变得更富想象力。另一方面,更广大群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获得鼓励。这需要更大的群体,而不是那些只关心土地利用的人,来同心协力规划整座城市。唯有到那时,才能适当利用由群众代表的城市资产基础。

要创造持续发展、生气勃勃、经济成功的地方,就需要建筑规划师(Physical Planners)、景观设计师等主要关心规划、落实和维护城市的核心专才。此外,也包括经遴选并指派的决策者,或是基础设施供应者。这第二组相关专业人士拥有庞大的影响力,如警察或是医护专家、经济学家、文化活跃分子,或是那些了解社会问题也了解更为广阔的社会事务的人。“包容性愿景”(inclusive visioning)、团队合作、领导以及管理流程与变革的能力,也变得日趋重要。于是,规划与拟定策略就变得比较像是一个旨在为促进接触、活力与宜居性提供条件的过程。


视人才为资产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才与其感受就被强调为重要资产。而使城市发挥组织性效用的重要基础建设,则需要维持这些人的福利。这意味着规划需要从感情上来思考。人才资源已取代自然资源,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人类的才华、技能与创意,也正取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大同小异的劳动力大军与市场通路,成为主要的城市资源。至于城市未来的成功,正取决于那些在当地居住、工作,并负责经营的人们的创造与革新。

这扭转了规划的核心问题,因而促进了那些维护人们想象力、能力,以及富于企业精神的事物。而这些无形、软性、非实质,同时定义较不明确的资产,也变得日益重要;由于这些特质会吸引人前往某些地方,以响应其内心更深处的渴望。因此重点在于如下问题:“我们要如何制造使人们感到好奇,或充满想象力的条件?”“哪种氛围会使人发挥最大的能力?”或是“我们要如何展现环保意识?”

充分利用城市资产

创造良好城市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资产,以及那些戏剧性扩增的公认城市资产。而城市资产与资源可能是:

硬件、实质、有形的,或软件、非实质与无形的;

实际与可见的,或象征性与不可见的;

可计算、量化并可预测的,或是与认知及意象有关的。

一般来说,在城市眼里,资产很像是工厂或仓库内的存货,不过是诸如交通系统、研究机构,或是像医院、停车场、地标建筑等设施之类的有形物。

适用于企业的真理,如今也适用于城市。在以前,由于专利、人力资源,或是才能等被视为无形物,因此并未归类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在20世纪50年代时,一个企业80%资产都是由设备、房地产与存货等实质物所构成。如今这个数字约为50%,其余都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正成为企业创造财富与繁荣的驱动器。现在我们知道,它们具有价值,并需要加以计算。它们是具体、实质资产的新同等物。例如,诸如“名声”,或城市的全球“认同”等特质,都变得举足轻重,而这都是从有形硬件要素中累积的复合物。

对需要获取高技术人才的投资案来说,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软性”考虑更具重要性。这主要与以下功能有关:

总部;

研发;

创意产业工作;

服务共享中心。

它与下述以成本为基础的设施无关:

制造厂;

配销中心;

后勤部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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