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思维 缺乏创意的城市生活 城市管理人面对问题时需要良好的对策，但行动障碍总会出现。而在我们得以营造富创意的环境前，必须先去除这些潜在障碍。多数障碍都是连民营、志工单位也不可避免的官僚心态，还有僵化的专业训练所造成的，而个人仅能控制其中一部分。 在城市里，制式反应总是毫不犹豫地沿袭旧规。不仅从狭隘的角度处理问题，也无法掌握实际状况。对策则由易如反掌的财务计算所驱动，丝毫没有发挥洞见与潜能的余地。尽管有例外的一流策略，但我们周遭却充斥着无创意的城市行动；也因此，介入的主流城市规划往往令人失望。大家似乎很怕谈21世纪城市生活的质量与现状，或是可能的未来。 遭各方利益团体滥用 负责规划城市者缺乏创意，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在许多国家，远比这更严重的，就是因缺乏规章或执行规章的能力，以致城市环境遭到任意滥用。尤其在东欧新兴的民主国家里，无论是建筑、招牌、噪声或污染管理制度都不够扎实，也不够廉洁，而不足以营造协调的城市景观。诸如可口可乐，或万宝路等企业提供诱因，让商店悬挂它们的商标，以致像索非亚或克拉科夫（Cracow）等地的一般街道，如今都有与自身文化无关的俗丽外观。高楼突兀地矗立在传统街道上；迪斯科舞厅深夜在圣彼得堡散发出闪烁的镭射光，投射在对街的涅夫斯基大道上。无论是居民或观光客，一看就知道，其中有可疑的交易，或者是对法律的挑战。 草率与漫不经心 各城郊购物中心由里到外往往一个模样，缺乏地方特色，也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它们鲜少保留自然特色，商店混杂是意料中事，也很少利用机会整合如艺术中心，或是图书馆等公共建筑。尽管城市彼此汲取经验，但其中的危险在于，世界各地的先驱城市，很快就成为市府官员研究的教科书个案。然而，独特性却是关键。城市往往未考虑当地特色，还有促成成功的种种条件，便采用一般的成功模式；而结果就是事实证明的，水族馆、会议中心、博物馆、商店和餐厅等拼凑成的建筑群雷同，甚至在世界各地都酷似（请参见1999年冬，城市时代会议）。 公共空间大多是规划的残羹剩肴，你鲜少看到如巴塞罗那、罗马或慕尼黑一般，以空间网络制造替代人行道。在慕尼黑，营造较宜人的环境拉抬房地产价格，这也提供了兴建地下停车场的费用；而多数城市则将就使用廉价的平面停车场，不仅降低了价值，也令人沮丧。道路与十字路口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而在洛杉矶市中心，这代表惊人的60%使用空间，至于在市内的其他地方，则代表逾30%的使用空间；然而，洛杉矶的道路工程师似乎不了解这点。相反的，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内环道路则证明了良好基础建设的影响；2000年夏天，由于要举行周边摇滚音乐节（Peripherarock festival），巴黎的主要环状道路关闭，好让分隔两边的小区通过摇滚音乐会、小区活动等重新交流。
照明不只是光亮，它营造出气氛，发挥指引与路线功能，并制造了安全条件。尽管里昂、墨尔本、格拉斯哥，或维也纳等地纪念碑的策略性照明大幅改善，但仍未利用它来发挥创意。各市区的特性不同，照明应该反映出主题性的特色。1998年冬，都灵（Turin）的艺术之光（Luci d'artista）计划，便以天文学作为故事的诉求主题。我们有可用的对策：若市区不安全，那在较暗的走道设置照明如何？如果市内公园晚上令人担心，那在树丛和灌木丛内装置照明设备呢？ 制式思考 城市营销攸关自我认同与独特性，然而城市宣传却会出现共同的公式。城市总会设法说：它们最重要。法兰克福是欧洲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总部所在。而伯明翰便暗示，它犹如法兰克福般重要。可是如果你明明不重要，却硬要说自己重要有意义吗？赫尔辛基、柏林、华沙、克拉科夫、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等位于东西欧原断层线（the former faultline）沿线的一连串城市，都自诩为门户；同样的，每座城市都是节庆城市；最后，它们的周围都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这些意象反映出绿意盎然、钢筋玻璃办公室、市中心外的高科技工业园区、高尔夫球场，还有熙来攘往的咖啡馆区景象等主题。但是如果将一个城市名换成另一个，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差异。大家鲜少提及地方特色，不过也有例外：巴勒莫（Palermo）巧妙地凸显阿拉伯传统，而那不勒斯（Naples）则任命城市特色顾问（assessorato all' identita）。 地方特色的重要性 宣传地方特色可能很困难。在利物浦，民众重视当地的特色、创意与反叛性，但外人却喜欢它安全架构下的独特性，于是营销人员不是强调前者，就是着墨后者。如果利物浦“引人入胜”，那莱斯特（Leicester）就令人感觉乏味、创意可能会奄奄一息。营销城市的任务在于展现，城市在表面上虽多彩多姿，并生气蓬勃，但却不戏剧化，或乍看就能体会。这需要“图像传播”（iconic communication）来掌握，并传达出其中的复杂性。而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需要深刻意义，还有地方创意的节庆，但观光宣传却可能因排除地方特色，而损及令城市充满吸引力的要素。约克（York）便通过简单、低廉的方式来因应人潮，减少了观光带来的影响：街头宣传员吸引民众离开闹市区；有关单位则提供由零售商赞助的各式地图，好让巴士旅行团探索当地。地方有必要为营销扩大人才基础，广纳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地理学家等专才，他们能进行更深入、更独创性的思考。至于主宰地方营销领域的，则是有良好诀窍或公式，但却鲜少了解城市复杂性的产品专家。 未充分利用的资产 诸如机场、公交车站与火车站等城市出入口，都没有如以往那般，被用以庆祝冒险归来或表达返乡的喜悦。从伦敦泰晤士河到罗马台伯河（Tiber）等城市河流，还有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极端的丁波威札（Dimbovita）水道开发案，都鲜少对城市生活有所帮助。
像未充分利用的教堂等建筑，为何不重新思考，采纳普通市民立场的意见？为何不利用自然来美化道路？并如在鲁尔般，以自然作为屏障？在文献充分记载了社会参与效益的实例前提下，为何这方面的参与还是不足？ 抹灭记忆 我们不断在抹灭记忆，而这是一种特别没意义的城市暴行。尽管记忆有助于稳定流程，可以当作创意资源加以利用，不仅能激发创造力，还能帮助联想，但记忆却遭到低估。犹如许多例子般，吉隆坡与新加坡虽在城市游乐园中仿造了以往的种种建筑物，但几乎已铲除所有的历史区，而他们到了最后一刻才了解这一点，却可能为时已晚。在柏林，虽然还残存着少数当地人宁愿忘怀的围墙，柏林墙的大部分已被拆除。但除了抹灭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记忆的“清除策略”（cancelling strategy）外，应该还可能找得出其他诱因。 零创意构想内的逻辑 权力与政治意志 现实中有许多城市当局无法免除的奖励与规范架构，它们会影响城市生活。在多数状况下，城市当局无法决定税率和财政结构。例如，他们无法为创新或是生态税改革，而设定所得税宽减额；面对可能影响创意的整体学校课程性质，他们通常也无权决定。此外，他们往往无法针对环境控制、建筑或原料等，自行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或许，他们也无权决定市内道路拓宽计划，而常常得由地方当局来决定。同时，他们无法决定诸如铁路等，超越城市边界的公共交通设施支出多寡。城市并非那些有权规划自身未来的岛屿，其控制权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结构：以美国、德国，或意大利为例，国家愈趋联邦制，城市或许也愈能决定自身的命运。德国各邦可否决不想要的国家立法；意大利新行政区能课征所得与交通税；而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由地方行政”（free commune）制度，无论大小社区都能“选择”脱离中央政府监督，运作自家事务。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 由于运作城市的是向选民负责的国家官员，因此，要体现创意于市政管理中就会出现问题。负责减缓了响应问题的速度，而这在私人企业往往速度会快些。激进的民主负责策略可借由建立新管道，让创意从基层流向市政府，将可能的负债化为资产。由于政客和官员怕引起大众期待，又无法以充分的资源加以满足，因此他们很少这么做，就算做了也有限。或许他们也担心，这个流程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正当性遭质疑，甚至出现了替代性权力架构。 官僚化流程主义 由城市控制的机能需要复杂的规范，包括规划许可、执照、议事程序、交通管制等，以管理城市生活，确保为公共利益而竞争的利益团体能和平共存。然而要使这些管理制度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过程既缓慢又棘手，尤其当策略性作业尚未上轨道时，更是如此。官僚化流程主义往往遍及各城市组织，妨碍内在创意潜能的认知与开发。然而，市政管理人受到规章限制，往往无法彻底善用创意人才，因此需要寻求如“内部创业”①方式，将组织划分为项目小组，或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等来组织新作业形式，以回避限制并鼓励创新。随着市政府被迫瘦身，并裁撤非必要的职务，他们有时已能采取策略性的思考与行动。
反射而不积极主动 “没坏就别修”的陈腔滥调或许有部分真实性，但在现代城市中，这种做法却弊多于利。就算争议中蕴涵着某些危机，也是在它们变成问题后，才会被反射性地加以处置。而反应多是由问题本身所界定，因此我们被迫应付的是往日的问题，并不是明天的机会。要调整城市变革的步调需要决策者高瞻远瞩、积极主动，并处置尚未成为问题的争议。你需要准确地监视趋势，以察觉未来可能变得举足轻重的微小变化。 短期主义与魅力需求 无论政客、有期限的机关或合作关系，其短期（short-term）逻辑旨在获得迅速、立竿见影的成效，而不是长期的对策。这往往会以如巴黎的大建筑计划（Grand Projects），或是节庆活动等旗舰方案为主，以显示某些事正在进行。这一切能激励、颂扬成就，或制造动能；同时，简单的训练计划，或是与私人、非政府组织（NGO）间的新合作关系，也许对城市的竞争地位更有利，而城市策士必须设法提高这类低调计划的能见度。 权力与委派 委派职务的权力网或地位稳固的精英，都有可能会减少获取权力与信息的管道，并排挤那些可能有许多贡献的人，而限制创意。各国都有精英机构，个中成员很容易担任要职，但创新人才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甚至包括较不获重视的高等教育领域。由于新大学想扬名立万，或是可损失的东西较少，因此也许会较富创意。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创新城市的分析显示，诸如洛杉矶、孟菲斯（Memphis）、底特律、格拉斯哥，或是曼彻斯特等，在不同时期隔绝于主流外的城市，往往是最能创新的。此外，他也指出，在推进城市的过程中，移民或激进分子等圈外人的重要性。 训练不足 城市专才往往只获得狭隘而无创意联想的训练。同样的，城镇规划者也是如此，一如工程师、图书馆员、休闲活动经理与环境卫生官员等，他们往往深陷于土地使用、开发管制等专业领域，而难以自拔。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专业人士或城市管理阶层，都未能彻底了解将来城市的开放和弹性动能，或是诸如特色、社会发展、网络动能等“城市软件”的重要性。 专业性的自圆其说 各专业领域的术语不仅使它们与圈外人沟通困难，也束缚了思考力。专业界赖以自圆其说的自我保护系统，未必经得起更全面的观点检视。例如，交通工程师曾强调，有必要保持视觉环境净空，这样才不会让使用市区干道的驾驶者分心，但却没考虑到，这类退化环境有引发涂鸦、犯罪，或甚至因无聊导致事故的影响。而将一切风险与成本纳入考虑的平衡对策，则需要多元观点。假使创意要跨越专业领域，在专才与整个小区间欣欣向荣，就必须要有共同语言。
缺乏整合 规划仍以土地使用问题为重心，而非城市社会动能。在控制的典范下，比在启发或自由的典范下规划较容易，但如今不可或缺的却是后者。而不利于所有城市的，就是尽管强调“集思广益”的规划，却仍未充分与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环保或美学整合。 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 现代的复杂性阻碍单纯的控制，反倒迫使我们合作，或共同行动。然而，如公家机关缺乏效率、企业贪得无厌、非政府组织不专业等刻板印象若阻碍思考，就算合作也不太可能成功。各单位都有自身的作业领域、目标与价值观，但这一切也都在改变：志工组织可能富有企业精神，而私人企业或许热心公益。无论在任何单位，都有相同发挥作用的关键原则：力求达成既定目标的效率；能够获得最大成果的效能；要求充分利用资源、时间与精力的经济性；讲求光明正大工作行为的公平性；成就工作质量的卓越（1993年，马他拉索〔Matarasso〕）。然而，它们的意义在不同的单位会有所差异。所谓效率并非单纯的速度或获利率，而是目标的有效性。获利往往被视为经营的目标，但许多企业会以永续、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或是公平交易为更优先的要务。获利不过是价值的另一措辞：对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来说，拯救人命是基准。 口惠而不实的合作 对地方当局与大学而言，携手以缓和经济变迁的冲击，确实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但有多少大学致力参与，以认清当地的需求，并振衰起蔽，与当地厂商同心协力，将它们带往新世界？而有多少地方当局与大学共同规划，以设计和当地需求有关的目标路线？然而，那种在斯坦福大学、当地企业家，以及创投公司间所建立的关系，正成就了硅谷。合作需求是时代真言，但有多少真正能实现？ 受限的动机观 由于城市领导人太少信任民众，或是他们的动机，因此对可能成就的事也几乎没有信心。我们需要超越诱因典范，并研拟能认清某些行动理由的相关对策。而拥有“最大经济动能，以及社会永续凝聚力”的成功社会，“正是那些具备高度信任文化，促使个人……负起自身责任，并在与陌生人交易，还有雇用这些人时，能维持长远合作关系的社会”（请参见培利?希克斯1995年在《民众季刊》发表的《肩负使命的政府》“Missionary Govenment”）。也因此，减少犯罪不能靠修补课刑政策，而要靠大众重新参与；而改善环境与卫生，则要靠改变生活形态。 资本动能 资本限制无情地从城市中排挤低价值的用途。通常由轻工业或手工艺用途转为办公室等，从较低转为较高价值的土地利用变更，会减少多元性，并制造单调的城市生活。在容许的状况下，兴建高楼大厦的能力就成了印钞许可证，但相关单位却鲜少估计空中权利（air rights）或土地利用变更的成本，并将这价值回馈小区。尽管有能削弱这种固有逻辑的特例、规章与传统，但这一切都不断遭受挑战。当它们决定城市的外观时，敏锐的观察能轻易看出这种种端倪：由于华盛顿的任何建筑都不得高于国会大厦，因此当地没有高楼大厦，整座城市是横向展开。而墨尔本因寻求控制维多利亚式街道的高度，迫使摩天楼建置在街区的中央；因此，行人虽是沿着维多利亚式街道行走，但眼前所见却是21世纪国际大都会的天际线。
资金的运用在降低成本以及提高价值与质量间制造张力。这种估价型塑着既有的环境，而且其间经常会遭受诱惑，会借由降低质量，而非制造更长远的价值，将重心放在短期的获利上。政府可以制造诱因，借由绿化建筑、使建筑融入自然景观，或是建造看似艺术品的停车场等，来提升质量。倘若建筑不是个别衡量价值，这一切都会得到回报；而这需要超越计划本身，“整体评估”实际成本与获利。由于缺乏咨询，还有环境质量低劣、设计不良等，所导致的处理涂鸦或犯罪的实际成本，都需要加以计算。 改变城市的创新思维 这一节分为两部分，第一是检视影响创新思考的中心议题；第二则是概述新思维的特性与特质。无论从已提及的社会、技术、经济与政治过渡期中，或是从新概念策略中，都会产生机会。而要认清并开发创意潜能，前提就是需要新思维。新思维不仅是策略工具，也是自我强化的机制，人可以借由这种思维来找出自身的策略性对策。它既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又能锦上添花。而要发挥最大的思维潜能，就必须了解不同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诸如不同程度抽象概念的效用、叙述与图像等传达形式，还有目的与手段、策略及手段间较大的差异等。 新思维的基础 培养因应能力 未来将如以往的观念早已消失，在诸多重要概念与做事方法同时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因应能力也随着增长。我们对新技能的需求，远超过对新科技素养的需求，其中包含新思考方法。人因应变革的能力，远比应付责任来得强。他们在某些地方与个人生活层面的变革因应得很好，轻而易举地就能适应如电子邮件等事物。另一方面，人因应架构方面变动的能力较差，有时甚至视而不见。这些事在本质上较困难，但唯有架构式的因应，才能创造可靠的对策。 举例来说，储蓄养老金的基本概念在于，许多年龄较轻者现今已在分摊养老金。然而，当人口金字塔即将倒转时会如何？众所周知，这事实至少已十年，但反应依旧有限。至于另一个例子，就是新兴国家因都市成长所导致的水资源危机，而这播下了未来战争的种子。在三十年间，也门首都萨那（Sana）的人口由16万增为150万，而地下水供应却即将消失，危机可以预见。 新思维或许有助于寻找对策，但却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大量信息所阻碍。城市本身就是个惊人的信息来源，可能导致感官超载。这也正是为何注意力，也就是专注、倾听、吸收的能力，会日益被视为诸如劳动力、资本、创意等制造的要素。我们需要知道信息的用途，并牢记科技是强化因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不仅需要科技和其他层面的过滤、解读与解码者，还需要能协助拣选、分类、摒除信息，并具判断力的超级图书馆馆员。同样的，当深思熟虑能维持适当的平衡时，实质环境也有助于过滤。
了解心态、思绪流动与心态转变 经营城市潜能将需要我们重新评估思考与学习方式、学习内容、驾驭思考力，还有运用及忽略的信息种类。这将需要区别、判断、过滤信息的新标准，汇集更丰富可能资源的更宏大观点，以及解决问题时更自由、横向，并富创意的思考流程。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点？改变心态、重新省思原则，并采取思考及激发创意的新方式，都是其中的基础。只是何谓思绪流动、心态与心态转变？ 所谓思绪流动就是动脑筋，基于适当的理由，全副心思都陷入某种模式里。它运用熟悉的思考流程、概念、联想与解读，以作为过滤并因应这世界的手段。环境或背景决定了一个人所见、所解读和所意味的事物。例如，当某人以英语问，“S-I-L-K拼出来的是什么字？”时，答案是“Silk”。当某人提出第二个问题说，“牛喝什么？”时，多数人会回答“Milk（牛奶）”。至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女孩与老妇轮廓组合的视觉幻象。其中有半组人先看小女孩的轮廓，另外半组人则先看老妇的轮廓。当两张图像组成一张时，由于先入为主的印象，很少有人会先看到原本不曾看过的影像。大脑会去听预期中会听到的事，去看料想中会看到的事物，并舍弃那些不符意料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前后关系预处理”（contextual pre-conditioning），由于它在潜意识中运作，因此特别具威力。 同样的，较复杂的思考流程也是如此。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由于相关训练以及要延续现有的既得利益，因此会以特定方式来看待问题。无论土地利用规划人员，或是交通工程师，都不会希望有人告诉自己，对解决城市问题来说，他们所受的训练可能已不太切合实用；同时，他们会力主维持那训练的重要性。倘若这类训练的结果会改变其专业权威，大家就不会放松，也不会敞开心胸发挥创意。或许在大家眼中，创意既危险又具威胁性。就以地方当局来说，随着那些能应用新思考，或新组织方式的人得以提升自身地位，权力结构也可能改变。除非钻研领域狭隘的专家能自我调适，并以较弹性的方式来看待自身专业，否则将沦为技术人员。 所谓心态，就是人根据价值观、人生观、传统与抱负，在现实与理想上，用以建构其世界的秩序，还有他们抉择的方式。心态是种惯性、方便的思维方式，也是决策的指南。它不仅决定个人在其自身狭小、地方性的世界中如何行动，也决定他们在无所不包的阶段如何思考与行动。心态是偏见与优先要务的固定总结，也是我们加以合理化的方式。 至少对自我来说，由于人喜欢本身行为一致，因此，改变心态就是将个人行为重新合理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各级城市决策者，还有那些想影响城市、身在国家机构外的人，能有系统，而非一点点地改变自身的做法。 所谓改变心态，就是藉以彻底重新评估，并改变个人对自我地位、职责及核心概念等看法的过程。在最好的状况下，它是以充分开明，足以促成这种改变的能力为基础。有时这要靠反省观察较广大的领域，才能得以实现。在可能较常见的其他状况下，它是靠外在环境，或是当危机出现时，个人与团体才被迫改变的；例如，独裁者做得太过分，使人们对民主程序的需求变得更强烈。再不然，就是环境灾难可能迫在眉睫，以致引发了永续的意识，这相当像“尤利卡效应”①。
改变心态 改变心态不仅困难，令人忐忑不安，甚至可能让人害怕。改变效应会在不同的层次产生，其中包括通过亲身体验、目睹事情成败，或是概念性知识等。至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体验到必须改变行为；例如，根据永续原则，运行城市发展计划。它提供了解、学习并联系的实际经验。个人借由直接了解，而将学习内化，并能在不同的环境下，重复这个学习过程，继而使它得以复制。至于参访最佳创意策略城市范例，则只提供了间接经验，并不那么有效。尽管如此，它仍能造成影响，尤其是这些计划若以不同的政策为基础时；例如，以网络技术作为授权、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具。靠读书或教学所获得的概念性知识，则传达了另一种对城市生活的了解，也代表借由整理思绪，它能改造行动，形成强大的力量。教育能发挥效用，达成这些目标吗？我们是否提供给了年轻人充分的机会，以让他们分享他人的经验、体验职场、见识各种生活条件，或提高对其他环境的认识？唯有到那时，他们才会了解自身所处的城市世界。 改变行为 以下有六种方式来改变行为与心态： （1） 借由强迫或规范来控制； （2）借由报酬或奖励来诱导； （3）借由论据来说服； （4）欺骗、愚弄或哄骗； （5）诱发自愿与非自愿的奇特组合； （6）建立并宣扬梦寐以求模式。 确信需要创造性变革的城市决策者，若要改变心态就必须规划影响策略。假使亲身体验能为改变行为提供最大的机会，那么究竟该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加以执行？它不像听来那样直截了当，并很可能会需要结合一切说服手段，而这需要考虑立即的、短期与长远的影响。靠论据来改变心态虽是最难、最慢的方式，却也是最持久、最有效的。 运用新思维 新思维应该在概念、训练、执行等三个层次上影响政策。其中第一个的目标在于，将我们如何整体看待城市予以再概念化，并改变典范转移模式。它与促成行动的重新评估的概念及想法有关，由于这会决定在其他层次要如何设想问题并加以处理，因此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将城市视为有机体，而不是机器就是个例子。将政策重心由实质的基础设施转往城市动能，还有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健康，这便意味着对城市问题的处理要有系统性的策略。它深植于“永续城市”（sustainable city）的概念，这概念本身就是典范转移的产物，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以响应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成长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报告（麦道思〔Meadows〕等人著，1972年）。至于另一个例子，则是重新视交通为可及性（accessibility），而非移动性（mobility）部门；这最初为20世纪70年代的行人专用区计划奠定了基础。这一层面的思考，与改变心态和促使心态转变有关。
至于在专业层面思考政策，则涉及检视诸如交通、环境、经济发展，或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既有政策，并考虑现有模式的功效，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例如，在交通方面，原本可能着重于车辆运输，现在则可能需要转为结合公众利益，还有私人运输的混合模式。再不然，或许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地方当局部门的名称，例如将社会服务改为小区发展，而这种原本象征“视市民为受害者”的概念，已改为更具正面着眼点的“视市民为潜能”。 重新思考政策执行，则涉及检视政策的详细机制，如有关财务安排，或是规划章程，以激励并指引发展方向。这或许包括考虑如何建立许可制，还有它们锁定的对象；或是建立哪些奖励架构，诸如退税、财政奖励等，还有地方计划的特质，以及它们所强调的优先要务。 新思维的特质 统合性策略与界限模糊 局限、两极化、区隔性思考都无法激发解决未来城市问题的方案。应用在问题上的观点愈多，就能以愈富创意的方式处置。从许多角度检视不同层次的问题、分析的深度，还有揭露各专业训练的假设，都将令人更了解何以会造成根深蒂固的错误。这并不是要否定现有专业知识的价值，无论工程师，或是物质环境规划员，他们的技术能力依旧不可或缺，但要解决多数城市问题，还是需要与其他技能，尤其是人类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技能结合。历史、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等知识已在城市事务中消失；而与交通或分区议题有关的，绝不只是车辆或土地利用。假使交通规划人员能较了解心理、文化或心灵地理，那在兴建穿梭小区间的城市高速公路时，就会更加审慎。至于接踵而来的犯罪与社会问题，则会由其他想为居民重新培养某种凝聚力的人接手。 我们在背负历史包袱的状况下，会习惯两极化思考，并往往怀疑统合性、跨领域和多元领域的思考。两极化世界寻求的是交换，并非双赢对策。19、20世纪时，出现了日趋专业化、知识阶级化的趋势，而那结果是我们只专精于更少的事物。我们忽视了局部与独立系统生态之间的种种领域、模式和动能间的关联。这种思维是以循环及永续为基础的：输入-制造-输出，接着输出又成为新循环的输入。在这个模式中，凡事都会以某种形态重现。我们的线性逻辑支配一切，同时在简化的必然进步的概念下，令人难以掌握左右城市动能的普遍模式或矛盾，这都与那模式背道而驰。例如，更多高速公路往往会带来更多车辆、更多交通阻塞；然而，限制移动性有时却可能提高可及性。我们发现，你不可能说出文化、经济发展、环境永续性间的综合效益，或是交通与移动如何影响城市心理；而切割知识更大的危险，则在于城市交谈的共同语言消失，以致城市问题解决者彼此无法对话。随着沟通能力消失，危机点也跟着出现。 我们在检视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时，得以看出许多领域的知识统合面临着挑战、知识界限日益模糊，还有重组往往充满创造性；而重视其他领域的价值正是关键所在。在多元领域的规划中，不仅汇集了几个领域，以维持各专业的完整性，也考虑到源自其他领域的教训。然而，那不过是第一步。相反的，跨领域规划却真正交织了各种知识，并通过构想交流，酝酿出创新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更宏大的观点不仅改变，也丰富了各专业领域。例如，假设一个混合团队想出了资源回收计划，在自愿性组织架构内运用失业人员，那就会产生种种影响：这里的焦点在于环保，由于所用的是失业劳工，因此在经济上得以维持；由于在自愿性组织架构下运作，或许更能授权；此外，借由培养管理技巧，它会产生社会的，最后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深植统合要素、化缺点为优点的埃姆舍尔公园计划，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原本因工业化而沉沦的地区，却蜕变为足以想出改善恶化对策的研发区。而在这个项目中，统合涉及大学的初步研究、商业实验室的产品开发，还有再生建筑的实验计划，以维持历史感，以及根据生态原则兴建的新型建筑。 统合性思考与规划意味着城市专才会丧失地位，或许对他们来说，要接受这点并不容易。与诸如涉及人的社会事务相较，技术、科学与金融等领域，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未来对兼具沟通、社会动能、网络等理解力，又能掌握财务与规划力等城市领导力的需求，将会扭转这部分传统。 单靠认清科学方法的逻辑并无法解决城市问题，这就是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它与创意、直觉、全盘性思考与实验相联结。创造性想象的优点在于，“具备认为事情有某种可能的能力，它是内心的意向行为，也是创新、新奇、成长的来源……它虽与推理力大同小异，但却是可丰富理性思考的能力”（柯尼〔Kearney〕，1988年）。寻求其他观点是种精益求精的唯理性，应该要珍视而不是害怕。不同类的知识未必相斥，它们能彼此激发火花。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理性的崛起有关，“特色在于满心狂热，企图将严密的合理化秩序强加于世界，这秩序将消除一切矛盾的痕迹，而那矛盾正是先前生活方式的特质”（克拉克〔Clarke〕，1997年）。然而，这些矛盾借由重视联系与合作，囊括了许多解决城市问题的对策。 改变隐喻：从机器到有机体 形象和隐喻能发挥庞大的力量、调适我们的心态，并组织我们的思维与论点。机械式的心态会想出机械化的对策；而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心态，则比较可能为城市想出自给自足的点子。至于能点出新思维特质的首要隐喻，就是城市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代表一种看待城市的典范转移，在可永续的整体内，让我们专注于平衡、相互依赖和互动上。它与称城市为机器的现代主义隐喻相反，随着重心转向健康、福祉、人、城市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基础建设、建筑与场所，也显示出某些意涵。这种生物形象拥有远比机械更大的共鸣、说明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视城市为机器充满了权威形象，反映出一个封闭系统，其中有受控制，并可衡量的因果，而几乎没有留给人的空间。机器形象对我们如何看待组织、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及城市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它与必须要有人随时负责，以操控机器的假设背道而驰，让机械性组织存续的条件已不再存在。系统无法保持封闭，而机器却是针对某种功能制造，毫无弹性可言（葛林哈尔〔Greenhalgh〕等人，1998年）。 至于视城市为有机体的隐喻，不仅较有条理，也为城市探讨提供了新语言：骨头可能相当于地形；动脉与肌肉代表道路、铁路和小径；肠子等于用水服务；神经系统则意味通讯与电力等。由于它强调无常的健康状况的概念，因此很管用。所以心脏病可能意味着一切停止运作、血液不再流动的交通阻塞；而失控的人口成长，则可以视为肿瘤。这种有机隐喻所显示的，就是以诊断、处方、治疗的观点来看待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