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 全球化动能 在出现挑战、发现对策的过程里，城市深陷影响其生活的变革旋风中。因此，若要找出明日，而非昨日世界的对策，我们就必须重新检视城市、再思考优先级，并了解城市趋势的本质，还有它们的矛盾与抵触。南北半球城市的问题在于类型和程度上的差异，然而就算是这些差异，也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而城市对策往往有共同的原则，例如： ◆在执行对策时，有必要让那些受问题影响的人参与。 ◆提供解决问题的环境，让决策者和受影响者有机会开放心胸学习。 ◆提出在文化、经济、社会与环保上都能永续的解决对策。 而这些差异很重要：南半球都市化的速度已在需求与期望、资源和因应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诸如污水处理、用水、住宅或道路等基础建设，仍赶不上都市人口成长的需求；至于所创造的财富，也不足以提供北半球视为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 另外，北半球城市制造的盈余，则提升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就隐喻而言，随着马斯洛需求层次①提高，这些城市的居民才可能想到如清净空气、公共领域，或文化设施等与生活质量相关的问题。在比较贫穷的地方，这类问题可能看似比较遥远，并会在国家之间制造纷争；例如，北半球经历过密集产业发展阶段之后，在寻求对南半球强制实施较高的环保标准时，便可能会显得很虚伪。 一种关键性趋势影响了南北半球。在计算机运算能力呈百万倍的速度增长，运输成本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1/10之际，通信技术费也较50年前低了100倍。这使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速，并形成了彼此息息相关、经济体系相互依赖的新城市。在整个经济、政治，或权力象征的层级中，每座城市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纽约、东京，或伦敦是世界领袖，其他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新加坡等，则是一方霸主。城市已成为“全球人才、货物、信息与资金流的汇集点”（引述自1999年春，奈吉尔?哈利斯〔Nigel Harris〕在华盛顿城市时代〔Urban Age〕会议中所说的话）。它们提供了控制、指挥、后勤功能及设施，以联结、管理，并畅通货物与服务通路。而要有效建立并运作这个系统，就需要巧思、想象力与创意。 今天用来制作一条裤子的组件，可能来自五个国家的城市；迪斯尼的卡通设计，可能在好莱坞展开，在马尼拉完成。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相互竞争，以求在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信息处理中心与法律卷宗里留名。亚洲至少还有十几座城市像硅谷一样，以软件设计为核心产业。它们在劳工成本、新技术、专业与创意间布下竞争战线。这种共生动能大都是无形的，但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牵连，例如曼谷的金融市场起伏在亚特兰大、斯德哥尔摩，或开普敦都会产生影响；而吉隆坡一家新工厂开张，可能会导致纽卡斯尔（Newcastle）另一家工厂关门大吉。
尽管城市间相互竞争，但无论在北半球或南半球，仍有许多专业角色与利基是它们所能扮演、发挥的，而其中的挑战在于，无论是否身为技术、金融、时尚或传统中心，城市都要评估，自己本身是否机敏地认清，并利用了自身独特的卖点。或更重要的，就是调整人才的创造性技能，以因应任何可能出现的需求与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彼此竞争并互补，犹如在金融界般：随着各时区的起承转合，先由东京交棒给伦敦，随后再由纽约接棒。 层层联系 无论是个人、政治或经济方面，城市中的联系是层层相叠的，而且通常建立在历史性的迁徙模式上；例如，从温哥华到悉尼，华人移民形成了“竹子网络”①，成为华人贸易系统的一部分。然而，这类联系并非始终显而易见，如控管金融贸易之类的联系可以察觉，可是除非我们热衷看超市标签，否则多数联系是不显眼的。 由于经济繁荣、技能短缺或战争，才会在各个地区不断建立新联系。阿尔巴尼亚人与土耳其人主宰维也纳的“生鲜市场”（Fressmarkt）；“200阿富汗”（200 Afghani）的驾驶员控制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开出的出租车路线；韩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等在洛杉矶都各有聚居地；100万古巴人群集迈阿密，将它变成当地最大的拉丁美洲城市之一；而30万希腊人则将墨尔本变成继雅典之后，最大的希腊都市小区。这些族群会先满足本身的需求，接着寻求更广泛的商机，继而加强了国际贸易。由于新移民人口则需要花些时间，才能融入地主城市，因此可能会成为创意潜能与冲突的来源。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世界里，对想成功的城市来说，寻求以创新的方式来缩小文化差异，将成为日益优先的要务。 而要组织这股互动、贸易与资金的洪流，则需要在城市与国家层次上，寻求后勤、管理与规范架构的创新。由于资本流动创造出变动的财富，因此城市需要注意维持竞争力。每种优势的新来源都需要大量创新与介入，如良好的管理、建立互信伙伴关系的能力，以及提供诸如保健、住宅，或文化等支持设施。而因应全球管理组织、国际贸易协议、环境平衡、公平问题、文化认同的新要求，还有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医疗设施到住宅等基础建设，无一不需要创意。 规模问题在此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如人口成长等线性趋势制造了新动能，而这需要不同优先次序的创新对策。1900年时，有十几座人口破百万的城市，如今则有超过三百座，城市化的速度有增无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往往赶不上人口压力。首先土地的可利用性与价格，大大决定了城市的开发模式与过程，其次，还有深植城市组织中的不利与不满因素。 极度全球，极度地方 然而，城市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他们虽遭受全球趋势冲击，但大都未注意到它们，或视这些冲击为与日常生活以及生存有迫切关系的个人经验，如上商店购物、处理破轮胎、寄信、遛狗、串门、上班，或是送小孩上学等。而典型的城市管理人所追求的，就是确保这类日常经验能畅行无阻。至于其中的每一个小要素，都有改善的可能性。
不过就地方层次而言，较大的议题同样有影响。如今城市内的日常事务涉及跨文化差异的协调，包括从享受异国美食，到与观光客分享空间等；也因此，较远距离的互动与城市、地区或街头较地方性、传统性的互动，彼此得以并行不悖。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日常生活结合了种种形式与程度不同、地方与全球兼容并蓄的互动。 我们有与外界联系、互动的能力，但相对也喜欢落地生根的安定感。眼前的环境制造了每小时、每天、每周的迫切需求；就在我们碰触一个按键时，还有无数未联结的信息与构想可兹利用。就如同在较广大的领域中一样，像维修下水道、清除街上垃圾，或减轻住在嘈杂不堪街区旁的居民的厌烦与愤怒等，也都需要义不容辞的创意对策。 城市问题是由个人经验的困境造成的，而这困境是较大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儿，个人身陷于城市的公共生活中。 而涵盖城市生活的，是国内与跨国性金融、经济及政治架构。它们拥有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动能，并广泛影响个人生活，使人在由公立或私人组织掌管的代议制机构，或企业架构下，沦为既无能为力、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参与者。或许对创意行动来说，重建这些联系正是首要课题。 城市管理人的困境 城市管理人的工作吃力不讨好，因为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还有环环相扣的问题。至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涉及按照政治、社会与预算等优先级，来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愿望，而面临一连串棘手的策略困境。城市管理人的问题包括： ◆人人都想要车，但若未彻底改造汽车，污染问题只会有增无减，更别说是如光污染、噪声、交通阻塞，还有停车问题等环境污染了。 ◆开发商的需求可能导致摩天大楼挡住光线，或是扭曲历史性的城镇景观。 ◆缺乏资源与草率可能使土地埋在层层柏油之下，导致自然景观恶化。 ◆废弃物可能酸化大气，或毒化供水，种种环保问题可说是层出不穷。 随着城市突破原有的桎梏，问题也变得几乎无法因应：在马尼拉，光是进出郊区，来回可能就要花八小时。而这类额外的压力与负担，大都是由那些无法住在市中心附近的赤贫者所承受。这类对贫穷及失业的挫折感，或许令人失落、绝望与厌倦，并可能使整个地区变成恶性循环不断的贫民区。另一方面，如马尼拉的富比士（Forbes）高级住宅区一般，富人也建立起专属住宅区，以免身受贫民的威胁。假使这种状况在某些地区变得比别处更极端，如伦敦、曼彻斯特或纽卡斯尔等英国大城市中所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中产阶级、劳工阶级，还有如今所谓的“社会边缘人”（socially excluded）之间，就会形成与日俱增的差距。
在诸如纽约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奇、巴西的贫民窟，以及南非的有色人种城镇等地区，当道的往往不是最强，就是最暴力的人。而这种既有秩序的瓦解，可能阻碍公民社会的产生，以及那些可能发展出许多创意对策的独立行动的开展。然而，世界各地都有实例证明，纵使如这类可能分崩离析的温床，也会出现建设性的答案。这些地方几乎都有勤勉的小区领袖、年轻职工、神职人员、具愿景的男女，只要给予机会与支持，他们就能着手处理问题。然而，这类可能性却遭到既得利益者、僵化的官僚体制、贪渎，或是乱政的扼杀。当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利益分子手中，公众利益成为私人贪婪的牺牲品时，这一切对策反倒会制造更多问题。 过去三十年来，许多城市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口，有时速度之快，以致在原小区内制造了不安、恐惧，甚至种族歧视。在有些个案中，移民人数之多，使他们因缺乏归属感或认同感，而在新环境中随波逐流。尤其是当移民从原本的乡村生活，突然投身先进的工业化社会时，情况更是如此。由于近来科技进步，北半球人民已体验到同样瞬息万变的状况。在这个世界里，纵使是那些新建立的传统，只要是传统都成了稳健生存的基础。然而，在城市化的议程上，关注文化认同与表现，却是最细枝末节的事。无论个人如何适应、协调、选择，这些全是文化问题。以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观，都有时间去培养并成熟；如今变化的速度可能令人难以招架，因而导致反射、冲动的反应。 最后，交托那些直接受影响者来管理绝对是可能的。由于从外部委托的解决问题者并不了解必要的学习过程，因此会导致所做出的对策无以为继。至于源自于小区的自助、实际作业等教育要务，也就不言可喻了。 尽管这些挑战涉及重叠性议题，但置身这股洪流中的却是城市管理人，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土地利用规划者。有些城市通过共同决策架构，或是联合小组等机制，以采取统合性对策，但多数城市仍是逐一解决问题。特别是如犯罪等，由于大家心中所认为的，要比实际状况更可能影响自身行为，因此就业、教育、住宅、犯罪、社会福利、卫生与文化更是环环相扣。 住宅与土地利用呈现出某些最棘手的问题。住宅市场足以经得起考验？量足够吗？是否有充分的资源来维持质量？从住宅扩建、大规模建设案，到零售开发案，或是变更使用模式等，都需要无数协商。大家曾经认为工业很肮脏，而它也确实制造了空气与水的高度污染，因此基于环境卫生理由，必须要分隔工作、生活和休闲区域，但实际状况未必如此。从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虽然带来城市的新需求，可是要平衡旧产业的需要与更新的渴望，却是难如登天。 城市管理人如何促进新投资与开发，并维护那些未蒙受变革之利者，甚至因此失业者的利益？多重剥夺制造了“沉沦小区”（sink estates），几乎所有的人、事、物都被拖下去。然而，解决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以避免制造“双城”①，并不单是任何一个部门或国家机构的责任。 城市管理人如何在这些问题，还有吸引野心勃勃者的需求之间求取平衡？城市是品牌，需要魅力、风格与生气。而这意味着要有吸引人的商业区，其中不仅有品牌名店，更有生气蓬勃的文化、体育和商业活动。不过，这可能导致它们自身的紧张：何谓精致与流行文化、市中心和边缘区，还有旅客及居民间的适当平衡？城市有许多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地方当局在建立、经营，并推动合作关系，以提出对策上的角色愈来愈吃力。
这意味着要与游说、既得利益，还有竞选活动等彼此角力的团体打交道。例如，与道路拓宽相关的住宅方案，就可能使房地产开发商以及由当地居民组成的保守团体间产生歧见。我们知道，人们讨厌交通阻塞但喜欢汽车，就算管理人要加强其他交通方式的吸引力，手中的资源也寥寥无几。而城市管理人了解，许多梦寐以求的成果都与改变行为有关，如住在商店楼上，还有提高居住密度等，而这几乎是他们无力左右的。 最令城市管理人头疼的，便是明知某些问题超出一个城市的控制范围，还要平衡这些需求，并充分利用手边的预算。最后，无论问题有多大或多复杂，富有创意的对策多少总有帮助。 城市生活的断层 这个世界以罕见的方式在改变，其中的新动向包括取得市场优势，成为价值观与品位的主宰者；知识经济兴起；娱乐业获得特殊地位；国家扮演较小的角色；出现超越左右派连续执政的政治形态；许多领域产生共同参与，以界定社会价值观及目标的新需求；许多领域一元化的知识标准面临挑战，知识范畴日益模糊；多元文化的居民小区成长；两性关系重组；对地方、空间、时间的概念改变，尤其在科技进步驱使下更是如此；对国家统一普遍有种瓦解感；重新思量何谓地方、区域与国家认同感。 事实证明，对新需求来说，传统的工作、组织与学习架构已嫌不足。诸如对时间、地点及空间认知等主宰我们生活的核心概念，都正在重新调整，以配合虚拟和网络空间。而我们生活与工作形态的革命，则不断产生种种崭新的可能及问题；另一方面，既有的思考方式已无法分析、解释并解决现状。21世纪初的口号就是：改变、超载和原子化（change, overload and atomization）。改变导致超载，而原子化不仅损及我们应付超载的能力，也损及我们建立必要共同新制度，以因应变革，使获利超越成本的能力。 然而，新中带旧。新兴的后工业制度（post-industrial system）与旧有的前工业（pre-industrial）及其制度并存。我们在二十四小时运作的网络空间内交易，但多数机构的营业时间，却仍遵循着朝九晚五的惯例；而季节性气候模式对生活的决定性，则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大。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事情仍将维持原状，大家还是会搭公交车和汽车去上班，房子看起来依旧是房子，但知识经济体系的内部逻辑，则将逐渐建构出工业化社会。而通过经验习得的行为模式将重叠，有时甚至与强调弹性、适应性和技能随身性的新需求相抵触。然而事实证明，就长远来说，缺乏可预测的模式与架构，实在太不稳定。而由于变化是必然的，因此在新基本教义派兴起的威胁下，文化、意义与价值观等问题将日趋重要。 现阶段有种过渡性特质，它的形态不明，轮廓仍在逐渐显现。而在提供可预测性，以及某些决策方向的原则性架构中，变化与风险将仍是关键层面。至于在发展过程中所促成的更广泛参与的较开放性架构，就位于这个崭新平衡与方位的核心，而且在四海一家的背景中将日趋重要。
过渡时期中错误难免，而对策取决于集思广益组织所能掌控的试验。生活在工业革命规模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过程中，这就是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并非要抛弃一切，但是靠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你必须改变优先级。我们仍需要原则，而它们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确，创意城市的任务在于挖掘昔日的创意宝库，以面对未来。至于文化与社会如何选择目标及抱负，并排列优先级、赋予价值，继而加以传达，都将举足轻重。如今正是更密切观察其中部分改变的时候了。 经济与技术变化 在无重力的知识经济中，财富是借由将数据化为信息、知识，甚至判断所创造出来的。富有竞争力的不再是如煤、木材，或黄金等固定的实质资源，而是高度机动的脑力和创意。随着软件将信息植入一切产品中，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与服务流程，连带降低了体力劳动、甚至资本的价值，但却提高了应用创意的价值。 尽管建立在信息资本上的知识产业了无新意，但是直到最近，信息本身才改变了整个经济。无论是芯片的运算能力或是下降的通讯费，都为网络经济建立了新规则。目前虽仅有4亿台计算机，但从门口感应器到收款机，已植入了60亿编码通讯芯片。它们的多元联结制造出使经济繁荣的创新，而最有前途的技术则是连接器。如凯文?凯利①所提醒我们的：这需要重新设想周遭的物品。“由于它们内部的芯片运算能力比多数计算机还强，因此我们该视汽车为有轮子的芯片、视飞机为有机翼的芯片，并视房屋为有人住的芯片。”（凯利，1999年） 凯利进一步指出，产业经济是物以稀为贵，因此当东西变得供过于求时，价值就相对降低。而网络经济却彻底扭转了这一逻辑：价值在于量大与关系。当他人也有传真或电子邮件时，它们才有价值。你买一台传真机时，就是在买网络的通路。而标准与网络价值的提高，则是根据所谓的“充足定律”（law of plenitude），直接与软、硬件成本的降低成比例。此外，如网景（Netscape）提供网络浏览器软件般，“慷慨法则”（law of generosity）说明了如何藉赠送通路来创造价值。这个目标在于必要性，以便促进诸如周边产品、更新与广告等其他销售。 由于沟通、协力及合作是关键，因此封闭性系统前途无“亮”。价值随着会员数暴增，连带吸引来更多会员。“报酬递增法则”（law of increasing returns）推翻了规模经济的概念。工业时代的竞争意味着生产愈多、报酬愈少，而如今在网络经济中，“整个网络创造并分享与日俱增的报酬。许多中介、用户与竞争者共同创造了网络的价值……而获利的价值在于更广大的关系网。”（凯利，1999年） 硅谷最大的创新或许在于社会组织模式，而不在于它的产品。“当地的网络架构，那由旧工作、好同事、企业间互通信息、公司快速的生命周期，还有活络的电子邮件文化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网络，建构出社会网络……也形成真正的网络经济。”（凯利，1999年） 知识经济是很普遍的，但影响却不一而足。在发达国家，科技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未开发的郊区，或是再生的工业城市中心。可是在曼谷、雅加达与孟买，为全球经济提供后勤功能的软件企业，则与剥削劳动力的工厂比邻而居。而已占英国工作约1/30的电话客服中心，则是21世纪的工厂，接线生在这儿遵照标准脚本解决问题或销售产品。尽管个人不受重视，但这项工作却需要智慧。纵使在顾问业这另一个成长性的产业里，往往也有机械式流程。
对城市的意涵 尽管虚拟通讯激增，但面对面互动、网络联系与贸易仍举足轻重，因此城市在新经济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信息经济能振兴城市的看法，却与现代电信分散工作的常识背道而驰。然而，因地理而聚集是“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的经济现象，这形成了制造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良性循环。其中的必备条件在于，无论下一个成长的是什么领域，都要有具备知识与社会技巧的多元人口来支持。互动迫使信息、构想和计划相交流，而城市则提供了互动的可能性。（请参见格雷厄姆与马文〔Graham and Marvin〕，1998年） 由于人具备随身的技能及移动性，这迫使城市借由自身的文化设施、服务、公共领域和娱乐等的质量相互竞争。而知识企业与员工所要求的，则是城市脱胎换骨。在工业时代，有必要将污染性产业（dirty industry）与工作、居住和休闲区加以区隔。然而，知识产业需要拥有能展现空间、开放与社会交流的城市环境。具讽刺意味的是，提供这环境的，往往是市中心周围闲置的工业建筑。市中心有金融、商业、零售等高价值服务，还有城市政治或文化机构。城市内环（inner unban rings）为中枢提供了如印刷、快递、外卖等补给服务。此外，它通常也是诸如设计与网络公司、年轻多媒体企业家，或甚至艺术家等，声誉较不卓著的创意与知识产业据点，为城市提供了得以繁荣，并尝试新产品与服务的蓬勃气氛。 城市内环往往为新餐厅及新场所带来顾客，最后使那些中枢区较保守的民众也想光顾。而城市内环的建筑通常是旧仓库、小型工业建筑物，还有各式用途的旧屋并陈。低价促使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在这些有趣的空间里发展计划，而这空间若在市中心区，唯有具备资金的企业才负担得起。随着这些企业成长与获利增加，就会迁至中枢区，或是改善所在地的环境。这种内环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与育成区，而由于这些内环区情况改善，当地先驱也会另觅新据点，迁移至租金低，并荒废衰微的地区，继而重新展开整个循环。 由于内环小区抗拒办公大楼蚕食，因此中枢与内环区中间的过渡地带往往会爆发城市更新战，伦敦市寻求扩建的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便是一例。 社会变迁 创造财富的新流程意味着新作业与新工作，而以同步及互动为基础的弹性生产系统，则需要既具备适应力，又多才多艺的员工。如今安全感来自个人的就业能力，而非大企业的保障，或是工会的保护。就业能力凸显了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沟通能力：新工作是为资料操纵者、传播者与象征领域的解读者而设。 创新组织是较大机构所需仿效的创造形态，它们敏捷、以项目为导向、擅长建立网络与结盟，并捉摸不定。一般来说，经营知识与创意的企业需要宜人的、具激发性的环境。而这些环境逐渐集中在市区，并且往往靠近如曼哈顿的硅谷（Silicon Alley），或是伦敦的SOHO区等，方便面对面接触、有帮助，并富效率的文化产业区；假使官僚机构想并驾齐驱，就需要发展较扁平的架构，以诱发动机，并培养忠诚度与信任感，这样才得以发挥能力、责任感与冒险心。
对城市的意涵 因此，通讯技术决定了组织形态；同时，它也塑造出城市模式。为制造原料商品而设的典型工业组织庞大、具阶级性、固定在一个地方，并能在一旦电话与电报可确保信息通过系统迅速传播时分散。而时钟这个最佳隐喻，便阐述出标准化、规律性与机械化等工业时代的特质。至于工业景观的视觉标示，就是冒着浓烟的红砖工厂。信息时代城市的标示则趋向两极化，一种是干净、卫生、冰冷的郊区华厦，另一种则是位于城市内缘，设在整修仓库内的时髦工作室（请参见1994年《民众季刊》〔Demos Quarterly〕的“解放科技”〔Liberation Technology〕）。 另一方面，信息科技已证明，地点是暂时、不明，非固定的实体，而与日俱增的移动与虚拟性，则可能断绝我们的归属感。随着公共空间与特性的地方感日减，意味着利益犹如地理位置般，在界定小区上扮演愈来愈吃力的角色。而由于社会同构性、固定性、合作需求等营造街坊的因素消失，纵使在邻里层次，小区感可能也几乎荡然无存。 就环境角度来说，生活质量与地方息息相关，并与所在地有较个人及主观性的关系。恋地情结被视为情感价值的核心，它远超越环境，提供了人生的意义，也是基本的人性需求，当人们参与塑造地方时，这种情结更加强烈。 由于虚拟使人能远距离感同身受地参与，因此已撼动了地方实体性。如今时空在前所未见的层次上运行，而这是人人都必须妥协的。实体世界具备基本的感官特质，能使身历其境发挥出最大的经验效应。 此外，这些变化也制造出一种新的地理排他性。与生气勃勃、并较为富裕小区比邻而居的，是不断遭受剥夺的贫民窟。消费者需要现金参与城市活动，然而人们的消费与休闲模式却愈来愈少重叠。企业的呆板，加上排他性的使用模式，无不破坏了市中心的中性空间角色。 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身怀技能的“组合式工作者”（portfolio worker）来说，城市提供了刺激、自由与活力；而对缺乏这类条件的人来说，它却只有绝望、无力、不安与贫穷。城市创意行动有因应社会排他性的迫切必要，而要评估这种排他性，最好的方式就是“瞧瞧人们在工作、学习，以及其他形式上的参与权如何遭到剥夺，还有他们为何会缺乏现今最珍贵的资本，也就是人力资本。这所指的不仅是正规资格与技能，还有较微妙的资本，比如说知道怎样在工作时举止得宜、如何取悦顾客、如何与团队合作……并能察觉潜藏的机会”，以及了解如何不仅与同道者聚首一处也和那些遭社会排斥者形成网络（请参见培利?希克斯〔Perri 6〕，1997年）。 政治变迁 经营并治理城市的制度正重新受到关注。尽管民主日渐普及，但未必总能履行参与的诺言。权力正在转移，尤其是转向辅助原则，从国家转往地区和地方，而地区及地方则转向公、私部门与志工单位间的合作；至于向上，则是转往如欧盟等跨国机构。有关城邦（city states）的兴起，便犹如意大利文艺复兴般，引起愈来愈多的讨论。如今我们视城市为复杂的混合物，其中有领导权重叠的利害关系者。至少在英国，民选市长的构想再度兴起，但这并不是要为城市找老板，而是要找个有远见、能善用人才与资源，并提供策略性愿景与重心的协调者。
而选民投票率下降，已引起市民对其他参与形式的兴趣，如从公投到选民陪审团，还有从教育家到妇女、老人或少数民族团体等非地域性的社群代议等。我们再次可以看出，这种同构性也受到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挑战。 然而在城市事务中，良好的管理是种具有竞争力的工具。或许有人会质疑，从少数人中选出，并身为少数政党成员的无薪议员，是否该拥有对城市事务的最后控制权。除了这类民选组织外，总有愿意致力贡献，以改善城市生活的个人。这促使“利害关系者民主”（stakeholder democracy）的概念得以普及，继而促成新形态城市部门架构的设立。 文化变迁 经济与技术转型、人口大量迁移，还有全球化效应等，都已产生强烈的文化影响。无论是文化机构，或是独立活动与展出的主办单位，也因此有所改变。至于产品，尤其是娱乐业作品的同质化与标准化，正威胁着地方认同感，逐渐使城市无论是看起来，或是感觉起来都大同小异。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是冲突和创意的肇因。对某些人来说，文化代表某种“防护罩”，让他们避免不受欢迎的改变；对其他人而言，则代表用以面对未来的“基础”。 对于城市推陈出新来说，文化遗产与其当代文化表现，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昔日的建筑、艺术品、传统、价值观与技艺里获得灵感。而文化借由使我们的存在感有所寄托，来帮助我们适应改变；它显示我们来自某处，而且其中有故事要说；它能提供我们面对未来的信心与安全感。文化遗产不光是建筑，它包含了能证明某地与众不同的一切文化资源。文化位于创造的核心，它也因此是种日新的生活方式。 以往渊远流长的文化，还有身为媒介的文化机构，通常都会为社会的目标而协调。但如今状况不同了，由于许多人认为，在文化中做抉择根本不民主，并受限于传统的阶级与特权制度；因此民主社会在判断文化事务的对错、好坏时，往往总是举棋不定。直到最近，文化与当代文化主流精神间的关系才比较自然，对其角色也有所共识。例如，在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表达方式，就是为宗教服务。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则靠王侯或资本家的力量，主要以再造城市为重心。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为了提升市民的素质并改善社会，重点转为发展知识。而以此为起点，19世纪出现了博物馆与画廊、公共图书馆及交响音乐厅等文化机构。至于19世纪文化机构的核心，便在于知识民主化的概念。而知识民主化的目标，则在于更广泛地提升大众素质，以适应工业时代和民族国家的新环境。
文化的关键挑战在于，与市场经济生活妥协，并评估所重视的事物是否能加以定价。然而市场经济已显示，它难以形成超越消费的有意义目标，同时也认清了大众还有其他的愿望。从丝芙兰（Sephora）到探索频道商店（Discovery Store）等零售店，开始发挥通常与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有关的核心贡献 也就是设法通过其所销售的商品，来达成教育目标（马克?帕契特〔Marc Pachter〕协助规划了这一切）。 结论 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各领域的新认识，以及从数字到生物等新科技的社会经济意涵，再加上民主化与大迁徙的影响，都凸显出以往认知的限制。而认清凡事都有关联，则彰显了区隔性思维（compartmentalized thinking）的限制，并发掘了未被彻底了解或开发的种种可能。诸如视废料为资产，而非花费；让工作来迁就人，而非人去上班；重新评估什么该免费或付费；或是着眼于结果，而非城市预算的赌注等。只要改变我们的观点，就能发挥宏大的效果。由于变迁新世界的运作法则不同，其内部逻辑或许看似是反直觉的，但第一步就是要领悟，单靠汲取过去的教训，或是仰赖传统思维来考虑现在，是无法解决这些新挑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