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城市会成功？ 《创意城市》的概念缘自于我对过去二十年来，“为何某些城市似乎已适应改变，甚至乘着变革的浪潮在前进”这个问题的思考。诸如巴塞罗那、悉尼、西雅图、温哥华、赫尔辛基、格拉斯哥、班加罗尔、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库里蒂巴（Curitiba）、鹿特丹、都柏林，还有群聚在德国鲁尔埃姆舍尔河沿岸的苏黎世、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斯特拉斯堡等城市，以及其他欣欣向荣的城市，似乎都在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让它们为自身发挥了功效。至于其他城市则似乎在变革下，成了消极的受害者，只是坐以待毙罢了。 从驰名、绚烂到名不见经传，甚至看似无可救药的城市，我省思自己在各地的工作时，某些课题已然浮现。成功的城市似乎有某些共同点，那就是拥有身怀远见的人、富于创意的组织，并拥有目标明确的政治文化。它们似乎沿着一条坚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道路前进。而领导权分散在公共、私人和义务性服务等领域。它以充满勇气的公共创举、常具风险性的商业投资，还有无论是为小利或为大我而环环相扣的系列项目，来表达自我。 就因应变化，尤其是组织文化改变的能力而言，了解文化议题、表达价值观与认同感是个中关键。而要想使城市规划发挥功效，确切了解富含文化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至于想在各领域、机构、公私与公益单位的做法之间消弭歧见，更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没人能凭一己之力促成城市变革。你必须建立崭新的合作形态，光靠部门间的合作，还有地方当局的集体作业，并不能激发城市潜能。无论规划、经济、社会、教育，或是文化政策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并未充分互相学习，以影响其根本设想、作业方式与目标。而认清“传通媒体”（Comedia）①本身工作的限制，则促使我们相信，成功的城市政策与管理，需要远比以往更关注文化议题，以及充满创意、全盘性、先发制人、以人为本的策略。至于长远的成功，则取决于培养决策者和城市代理人的思考力。 在那些已出现成长的地方，关键要大都具备某些共同的特质，如思想开放、乐于冒险；在了解策略下，对长期目标有明确的重心；有能力利用地方特性，并在显而易见的弱点中发现优点；乐于倾听并学习。这些都是使人、项目、组织，甚至是城市发挥创意的部分特质。 就定义而言，城市是个有着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式利益团体、机构、组织形态、商业领域、社会关系与文化资源的复杂混合体。而去构思个人，或甚至组织的创意，要比酝酿城市的创意来得容易。鉴于“创意”本身并不简单，并大都仍与艺术和科学有关，我若从描述个人迈向创意城市的途径着手，或许会有所帮助。而我对创意的了解，主要是由两大议题所形成：首先是思考力与构成心态的概念，其次是视文化为创意资源的重要性。
创造性思考 我们都背负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包袱，像我就背负了混合德、英、意的欧洲文化包袱，而这影响着我的心态、思维、价值观与热情。这三种民族特殊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对创意城市的看法。读者可能意识到，它们有时背道而驰。较德式的作法追求理论架构、评估动能、寻求综合效益与协调对立各方；而盎格鲁撒克逊式作法，则讲求经验主义，强调实例与现实生活的最佳惯例；至于在意大利环境下，巧妙的想象力，以及对文化较丰富的了解，则是顺理成章的。 创意城市计划的根本问题在于：“你能改变人与组织的思考方式吗？就算能，要怎么做？”其中一个答案是强调我们的思考力，还有促成改变的构想。要改变心态，这样我们才能以统合的方式，去掌握处理城市问题的需求，而这往往远比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说服报告有价值。所谓心态，就是寻常、自在的思考方式，它不仅能引导决策，也能代表人建构自身世界的秩序。而其中一个优先要务，就是在改变思考上运用创意；例如，克服二元对立的思考习惯。对富有想象力的对策来说，这种习惯是十分常见的障碍。 《创意城市》彰显了超越狭隘思维，以营造创意城市气氛的价值。例如： ◆是否该靠结合全盘思考与分类法来构思城市对策？ ◆女性化而非男性化的手法对城市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乡村生活模式能为城市提供任何参考吗？ ◆促进传统或创新（innovation），还有随遇而安与专注秩序之间，如何能求取平衡？ ◆该鼓励直觉式的，还是理智性的决策流程？ ◆要多独特才管用？还是实验与测试比较令人安心？ ◆城市需要放慢还是加快脚步？ ◆要如何过滤这些选择，城市才能在不破坏当初赖以兴起的社会基础的前提下，继续向前迈进？ 以缓慢与迅速来说，在某种状况下，可能有“慢”对策，而在另一种状况下，可能有“快”对策，至于在其他状况下，则可能有折衷对策。然而，第四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彻底超越“快——慢”对策，寻求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而如同以下所概述的，以针对城市潜能的文化策略为基础，并仔细加以观察，通常是处理问题最适当的方法。
列出二元对立清单，并非呈现创意城市构想的创造性手法。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对立是更广泛整体的一部分。《创意城市》主张，更完整的策略提供意外丰富的对策。主事者若能保持开放的心胸、专心致志、结合专注力与水平思考，并兼具务实与概念性思考力，城市创意将会欣欣向荣。如果这些特质未能齐集于一人之身，也可能出现在团队里。城市问题的解决团队需要新方法，去集结喜欢在进入另一个领域前，能巨细靡遗地精通某个领域的人，还有那些在充实细节前，能大致掌握全局，而得以发挥最佳学习力的整体论者。 文化成为重心 进一步迈向创意城市之道，源自对文化的兴趣。而两个重要的关联在于，文化演变如何形成城市发展，还有创意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固有关系。 “传通媒体”早期在英国的许多工作，都与促进大多数位于城市内的独立新媒体有关。我们提出调查与可行性研究，并就私营与小区电台的制作、播放和接收提供建议；出版并销售书籍；涉足电影、电视、多媒体、音乐、设计、手工艺与剧院等各行业。我们强调文化产业的价值，而这产业环环相扣，或许也是现代城市经济中成长最快速的。随着既有资源减少与制造业衰微，对欧洲许多城市，以及其他愈来愈多的地方来说，文化成了救星。我在试图了解文化产业的动能，以及如何利用城市的文化资源，以发挥当地最大潜能的同时，也愈来愈意识到，它们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此外，我也不断体会到文化遗产与传统的力量。在瞬息万变中，我们为何会在昔日的建筑、艺术品、技艺、价值观与社会习俗里，寻得慰藉与启发。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寻求稳定与乡土的根？文化遗产使我们与历史及共同的记忆相连，它让我们的存在感有所依归，并能提供洞见来源，以帮助我们面对未来。 文化遗产是以往创造力的总和，而维持社会运作，并促使它向前迈进，正是发挥创造力的成果。语言、法律、理论、价值观、知识等，文化的各层面在传递给下一代时，都需要重新加以评估。契克森密哈伊（Czikszentmihalyi）1997年在一本书中曾说，“创意等于文化的基因变化过程”，而适应与“最新的特质，并无法提高存活率……不过少数可以，而这正足以说明生物进化论”。同样的，创意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实验或试验计划都管用；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使城市命脉得以存续的，正是能挑战传统界限的创意。而文化与创意是环环相扣的。 文化是资源的华服，展现出地方的独特与特色。过去的资源可能有助于启发，并赋予对未来的信心。无论是经整修的建筑，或是为现代调适的旧技艺，即便是文化遗产也是日新的：今天的传统是昨日的创新。创意不仅在于持续发明新事物，也与如何适当处理旧事物有关。 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城市的原料，也是它的价值基础，其中的资产取代了煤、钢铁，或黄金。而创意则是利用这些资源，并助使它们增长的方式。由于可能性无穷，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如何辨识它们，而在于如何限制空想。城市规划者的任务就在于责无旁贷地去辨识、管理并开发这些资源。因此，文化应该成为城市规划者的专业，而不是被当作在处理诸如住宅、交通、土地利用等，一度被视为重要规划问题以外的微不足道的附加物。反之，那些富有文化素养的洞见应该决定如何处理规划、经济发展，或是社会事务。
体认到文化是种资源是我个人的启示，此后我便开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城市与资产。城市处处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或是尚未开发的潜能，而那是可以根据城市的实际目标重新利用的。这促成了新型的城市资产稽核方式 我们借由概观城市的经济、社会潜能与政治传统，来评估如何能将文化资产转化为经济优势；如何将木工，或金属加工等旧技艺与新技术结合，以满足家用商品新市场。此外，还有如何能运用学习与辩论的传统，将城市当作会场来营销。我们甚至从颜色到声音、气味、外观等，来考虑城市的“感官”；此外，由于我们认为，互助传统、联合网络、社会习俗等可使城市具备竞争力，因此会通过这些层面来综观全局。而借由这文化资产概念法，让我将城市视为由既定计划，还有活动所形成的可塑性艺术品。我认为，城市拥有个性与感情，它的情绪有高低起伏。而在这种认知下的城市，是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并不是台机器。 一路走来，我了解了一些乍听很简单的概念性手法，其中之一是“化弱点为优点”。而一心想着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则加强了可能的原料无所不在的概念。以芬兰北极圈内的城镇凯米（Kemi）为例，当地的主要产业为已式微的造纸厂，人们饱受高失业率之苦。而它主要的资产就是寒冷与冰雪，在当地兴建世界最大的冰雪城堡后，其影响超乎意料之外。另外，我听说，由于格拉斯哥旅游业官员体认到，该市比冰岛干燥，因此在向冰岛人宣传格拉斯哥时，推介说它有如避寒胜地里维耶拉（Riviera）。结果只见一群冰岛人兴高采烈在格拉斯哥的夜店喝酒，并将那种说法传诵回家乡。 随着世界文化资源的开发，事情也变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座城市都可能拥有独特的利基，而对任何试图开发，或宣传丑陋、寒冷、酷热的城市或不毛之地的人来说，“无中生有”已成了图腾。大家了解到，任何城市只要锲而不舍，并足够努力地尝试，都有可能成为某种世界中心，如弗莱堡（Freiburg）的生态研究、新奥尔良的蓝调，或海伊镇（Hay-on-Wye）的书籍销售。而在认同城市的资源上，你大可向以“节庆”（feste）或“地方美食节”（sagre）闻名的意大利人学习，从蘑菇、意大利面到文学，他们借由这些活动，来颂扬当地已知的任何资源。 一切变得显而易见，文化资源体现在人们的技能和才华中。这不仅包括如建筑等“物”，还包括标志、活动、所有的地方手工艺品，还有制造与服务，如印度城市纱丽（sari）制造业者、塔里岛木雕业者，或马里（Mali）的占内（Djenne）染房业者等的精细复杂的技巧。城市文化资源是历史、工业与艺术遗产，而代表性资产包括建筑、都市景观或地标，还有地方与原住民的生活传统、节庆、习俗、传说、嗜好与热情。至于业余文化活动则可以全盘重新思考，以催生新产品或服务。资源犹如随处可见的食物与烹调、休闲活动、服饰和次文化，往往遭到忽视。当然，文化资源也涵盖表演与视觉艺术的技艺范畴及质量，还有新兴的“文化产业”。 文化的影响 文化提供了洞见，因此产生许多影响，城市发展应该通过这面棱镜加以端详。在诸如伦敦、纽约、米兰或柏林等世界级都市中，身为创意温床的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个重要的经济领域，而运用到的劳动力介于3%至5%之间。虽然观光业靠文化维生，但多数观光事业都着重在博物馆、画廊、剧院与购物等狭隘的文化概念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机构散发出正极光，还有文化部门如何动脑筋，通过吸引那些为员工寻求蓬勃文化生活的国际企业，来直接影响对内投资。而我们在评估文化对社会及教育的影响时，也看到它们如何协助促进社会资本，以及组织能力的发展，以因应变革。此外，文化能够加强社会凝聚力、增进个人信心、提升生活技能、促进身心健康、增强身为民主社会公民的能力，并开发崭新的训练与就业管道。
某些文化影响尤其吸引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似乎是创意，或独特价值的强大源泉。我们借由视文化的各层面为一种创意资源，便能了解体现于传统或现代文化中的意义，如何能制造一个地方的特色与价值。在城市外观与感觉日趋相似的世界里，它们所展现的地方特色极为重要。贝鲁特便借由“团结阵线”（Solidaire）组织，致力于大规模的市中心重建计划，以其国际性历史为基础，来扭转冲突不断的形象，并将当地重建为中东金融与会议中心。而波罗的海的里加（Riga），则利用本身滨海与汉萨同盟②（Hansa League）城市的传统，来摆脱前苏联帝国的附庸城市角色，并重新塑造自我的主体性。 我们注意到，文化如何获得日趋重要的地位。而促使城市居民团体采取行动的，正是无数文化沦丧的威胁。这些运动不仅在于拯救建筑，更在于授权。设在加尔各答的“城市优质生活人民联盟”（PUBLIC），是印度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团体，他们甚至利用火车站、市政厅、市立公园入口举办文化遗产活动，以作为民主化和颂扬地方认同感的对策。反之，在新加坡，中国城几乎已消失，要珍视可说是为时已晚，游客只能面带苦笑，瞧瞧重建在当地城市主题乐园里的中国式建筑。而突破原有局限的马尼拉，如今虽已成为人口千万的大都市，但却没能及早认清西班牙古城区（Intramuros）的文化价值。这两座城市都知道，促进文化了解具有重要的凝聚效应。连带的，城市的骄傲能赋予信心、给予启发，并提供活力，以面对那些可能与文化无关的课题。 形形色色的创意 抽丝剥茧 我愈专心思考创意，这个概念就变得愈复杂。我将创意的本质视为一种足智多谋的能力，不仅会评估，还会设法寻求对策，以解决棘手、突如其来和不寻常的问题或状况。创意犹如一种发掘，继而发挥潜能的过程。它是利用智慧、发明、一路学习等特质的应用性创造力。不过，后来我才了解它的动能层面，还有与环境的关系：在某个时期或状况下，一个方案可能充满创意，但在另一个时空背景下，却未必如此。尽管创意大都与艺术家、有时与科学家有关，但我遇到愈来愈多的显然以创意手法处理问题的社会、商业或政治领域人才。创意与创新行动的范畴不断扩大，但似乎仍有不断超越界限的特质。 在这错综复杂的状况下，我能看出以个人、群体、团队，或组织身分工作的创意人才。而在项目或组织中，我则能看出似乎可激发技能，还有动机的创意流程与架构，而这意味着在某种状况下，人人都能发挥创意。同样的，我也能看出，传统管理的做法往往背道而驰，它让大家小心行事，并避免充分发挥能力。我可以看出，企业与公家机关逐渐无法掌握优先要务，以致丧失良机。随着我开始鼓吹这个创意讯息，便难免会遭遇复杂、根深蒂固的障碍。而浮现在我脑海的字眼，就是线性与箱形思考，尤其在与房地产开发商、规划人员及会计师讨论时，其中许多人似乎并不了解，要如何重视他们所无法计算的事物。 创意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也接触到了如《四倍数 资源使用减半，人民福祉加倍》（Factor Four-Doubling Wealth and Having Resource Use）等充满创意的概念，还有像社会创意学院（Institute for Social Inventions）的全球创意银行（Global Ideasbank）构想，或是诸如《大事》（Big Issue）杂志等服务。而一切都变得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有很多由圈外人主导的创意计划，后来纷纷成为主流。我见识到概念改变优先要务的力量，并且开始问，是哪些社会条件激发了这些新构想。而在讨论如何营造传导性环境，以振兴像布里斯本、约翰内斯堡、德班（Durban）、索非亚（Sofia）、巴塞罗那等截然不同的城市时，则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如何建立一个创意氛围（a creative milieu）？
当我和那些从事创意计划的人交谈，并与创意机构合作时，答案便显而易见，那就是创意取决于那些属于个人、组织或城市的特质。例如，机智应变力，还有以开放性思考为基础的解决问题能力；会冒睿智的风险、愿以崭新的角度处理问题，并乐于实验的性格；而最重要的，就是反省，并制造学习循环，以不断创造的能力。 这是一种质疑更甚于批评的心态，它问的是，“为什么是这样？”而且不甘于听到“向来都是如此”。创意所挑战的不仅是问题本身，更挑战了许多如今被认为差强人意，或甚至是理想的事物。创意人才与机构乐于修改流程或原则，并设想未来的方案、状况、创见、应用、调适与流程。他们在异中求同，并汇集起解决问题的不可思议组合。或许最重要的，就是以统合性、全盘性的方式，横向而弹性地检视状况的能力。创意人才与组织的思绪很灵活，但是能集中思考，并乐于审慎地冒险。犹如戴维?伯金斯（David Perkins）所指出的：“创意人才在能力的边缘，而非中心工作。”（富莱尔〔Fryer〕在1996年引述）。富于创意是种心态，也是一种发掘种种可能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它是种“独特的弹性，得以提振一切心智功能”。（伊根〔Egan〕，1992） 重要的是创意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目的地；是个过程，而不是状态。每个创作都有生命周期，随着创新的时间与经验的累积，需要加以调整并再造。我认为，除了语言、逻辑及科学外，创意人还验证了视觉、音乐、人际与空间等的种种观点与策略。同时，他们也肯定不同年龄层、男性、女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者的创意。这使他们得以通过崭新的方式，融合不同的能力与知识，来开发丰富的资源。 此外，创意是价值中立（value-free）的。你可以积极或消极地对它加以运用，或是双管齐下。而创意的价值取决于它发挥在什么用途上，这也正是城市创意概念会成为本书核心的原因。同时我也了解，光靠创意未必能成功。要确保创造性构想或产品能够通过现实考验，还需要结合其他创意特质；如结合实验、尝试、管理与执行技巧等特性。然而，我在看到许多好点子尝试失败后，便了解到将创意局限于计划构思阶段的危险。它必须从最初的洞见到执行、统合、推行、评估一以贯之。世人并没有创造者、愚钝的行动者，以及乏味的支持人员之分。 有时我会以顾问的角色，为城市构思出富有创意的点子，但这些客户若没有适当的人才加以落实，它们往往也只能闲置一边。例如，我发现，就像在格拉斯哥、曼图亚（Mantua）与巴塞罗那样，唯有富于创造力的执行者能将文化产业、制造就业机会与空间再造相结合时，我们的创意才能成功。创意有不同的程度与种类，人人都能发现自身的创意。而练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否具备创意，并能发挥潜能。 我已检视过创意人才与创意机构、流程及架构间的差别，并归纳出：尽管他们的重心与影响或许不同，但需要的特质却大同小异。这些特质包括人际沟通、倾听、建立团队，或是外交、媒介与建立网络的技巧。而缺乏创意人才，你便不可能有创造性的会议或机构。同样的，若缺乏让创意人才、流程、构想与产品互动的创意组织，你也无法拥有创意氛围（a creative milieu）。而对《创意城市》来说，建立这类创新氛围（an innovative milieu）正是一大挑战。 不过愈是定义创意，它就愈令我困惑。伴随每种结论而来的，则是复杂性与限制。创意（creativity）与创新（innovation）天衣无缝地相互交织，就算事实也许证明，有许多第一代创意不切实际，但至少提供了作业基础。创意是发展创新力的先决条件，而创新通常通过创意思考来发展，它们都旨在实现一个新构想。一旦创新通过现实考验时社会存在，可是创意光靠自身还不够。
创意和扩散性或衍生性思考有关，但创新需要敛聚性、批判性与分析性策略，而这些思考方式会随着计划发展而变动。创新与创意都是以环境为导向，在某个时空充满创意的，比如运用文化产业，以重建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Split），或是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Burgas）等，但这种做法在谢菲尔德（Sheffield）或墨尔本却是常识。而像项目作业，或是跨部门、跨领域合作等，在公家单位虽是创意，但在某些私人企业、艺术组织，或是竞选活动团体中，却是稀松平常。反之亦然，我看到在公家单位实施的少数民族相关就业措施，在私人单位却是窒碍难行。 尽管取材自心理学，并通过管理研究所发表的创意著述汗牛充栋，但有关城市创意的文献却极其匮乏。至于经济及小区发展、社会事务、教育或城市管理等与城市飞黄腾达相关的其他领域，虽然运用了大量创意以解决问题，如新责任制、艺术领域的新技能培养法，或是根据乡村银行③的构想，而量身定制的微型贷款制度等，但与这类创意相关的著述也不多见。 就在城市为了实现由创新主导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设法解决因架构僵硬所致的失败问题之际，我可以看到企业界日渐重视创意。他们将它视为一种新型资本，而赖以增加这资本的，则是对学习型组织这个概念的兴趣。我曾问过，是否能期望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创意？对商业食品制造商来说，进行环保或社会稽核可能是项创新；对政府当局而言，建立公家/私营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以提供服务，或许是项创新；而对志工组织来说，设立商业部门，将利益回馈小区，也许是项创新。若处理城市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有种种不同的创意，那么成功也需要有不同的标准。对公家机关来说，这个标准可能是减少资源使用，或是降低污染程度；对营利性组织来说，则是市场占有率。而缺乏这类讨论则显示，创意在公共领域是个低度开发区。 有些重要的议题几乎未曾经过讨论，社会创意是遭到遗忘的一环、价值受到低估，并且不被认为是创新。新社会制度犹如新产品、服务或技术般，亟须推陈出新。同样的，政治、环保与文化创意也是如此。然而，现在是改变投资标的，将重心由技术性创新，转移至我们如何生活、组织与彼此相处等方式上的时候了。若非如此，我们将在缺乏研发引导的情况下，艰难地吸收全球化世界的改变。 辨识新形态创意的问题在于，它已是个过度使用的概念，往往被应用在无新意的事情上，以致降低了这概念的价值，并忽略了真正的创意。现在城市创意的两个平行主题似乎明确浮现，那也就是我向来积极投入的 环保和文化。 创意案例探索 我在与霍尔探索创新而永续的欧洲城市时，察觉到一种环保意识的新氛围，而它是以重新思索城市生活质量的概念为基础。其中有交通创新的地理群聚城市，如卡尔斯鲁厄－弗莱堡－米卢斯（Mulhouse）－巴塞尔（Basel）－苏黎世，或波罗那－佩鲁贾（Perugia）－奥维亚托（Orvieto）－斯波列托（Spoleto）；还有能源创新群聚城市，如萨尔布鲁根（Saarbr cken）－苏黎世－维也纳等。至于与自行车优先、太阳能暖气装置，或是垃圾分类等其他创新项目相关的城市，似乎较为分散。或许其中的理由在于地方压力，例如德国南部是欧洲私车拥有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但很难一概而论。
此外，还有些文化促成的创意氛围，如英国谢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曼彻斯特与伯明翰附近的城市轴心带，或是德国莱茵河沿岸的科隆、杜塞尔多夫（D sseldorf）、多特蒙德（Dortmund）等。另一方面，还有荷兰刻意在提堡营造的“流行文化”群聚城市。它们试图通过以音乐为重心寻求再造，借以因应产业重整，并从中创造财富、就业机会、特色与形象。 特殊形态的城市创意？ 这些群聚城市让我觉得，其中有某种特殊的城市创意，而这源自各城市的种种问题与潜能，还有它们所需要的独特反应。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多元化与互动等都市风格本身，促进了某种以专业、利基、融合性构想为特色的创意。而我与“传通媒体”所参与的城市计划，便证明了这点。 例如，曼图亚是座有点内向的意大利城市，当地政策以发展新科技为优先，而未认清它与出版，以及书籍销售等固有传统间的关联。在曼图亚，基于书商间的私谊，书店之间的合作意外良好。而这个起点正在于他们渴望合作，而非竞争，再加上关键多数的书商能群策群力。历经五年，曼图亚逐渐成为书城，拥有意大利最盛大的文学节，不仅制造了种种工作机会，也与新媒体公司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而在格拉斯哥，无论是促进内部的认同感，还是向更广大的世界呈现城市新形象，都可以利用音乐和电影，来作为建立品牌的手段。犹如声音与新影音科技等研究所能应用的范围远超过其领域般，这些资源在产业发展上的应用，也拥有广泛的可能性：利用软件可增进听力障碍者的听觉，或是为水底影像译码，而尖端电影与动画技术，也有助于拓展从建筑物内部管道系统到生物器械等领域的产业基础。然而，像坎德瑞格斯（Candleriggs）等地区，仅由于艺人、经理、技术人员、场地经营业者之间的多方互动，就成为了音乐产业活动的焦点。 哈德斯菲尔德之所以能构思出“创意城镇创举”（CTI）的点子，尝试使当地成为充满创意的环境，以充分发挥市民的潜能，都只是因为当地的个人与组织曾经合作过，建立了互信基础，彼此形成了绵密网络的缘故。 而赫尔辛基重新思考当地资产所发挥的创意，都呈现在诸如艺术之夜、巴拉拉卡琴秀（Total Balalaika Show），或是光之力（Forces of Light）等公众活动上。这一切显示，城市可以怎样被重新开发和利用，还有从这些活动中会出现何等惊人的经济与社会契机。 我们可以日益明确地看出，文化策略所肩负的任务，在于解决远比眼前更复杂的问题：从城市经济前途，到建立城市特色、提升活力，到调整就业组合等。而城市如何处理自身的问题，要比有形资产更攸关成败。如阿德莱德（Adelaide）等曾经繁华的城市可能走下坡，而像哈德斯菲尔德等穷途末路的地方，则可能蒸蒸日上。
此外，我领悟到，了解文化资源需要以更富参与性的方式，配合具有多元背景的地方团队，来进行新形态咨询。身为超然的旁观者是不够的，要体会城市，你就必须投入，去工厂瞧瞧、与新企业家交谈，并看看夜总会与其他地方。 我开始了解到书面报告的限制，我们通常连看都没看，就把它们塞到抽屉里。我了解到，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还有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或许要花费千言万语，可见这过程并不容易。你要如何改变对城市的想法？我开始问一些人，他们喜欢哪些地方，还有他们的梦想与乌托邦，然后我将他们的这些个人愿景与他们实际上做到的事情做了对比。而这暴露出了抱负与现实间的落差，也凸显出达成理想的障碍。于是有三项要素变得举足轻重。第一，假使有会影响城市的彻底改变，那就需要新思维。第二，我们需要实际的范例来说明何谓创意城市，而这也正是我为何要强调哈德斯菲尔德的“创意城镇创举”，还有“埃姆舍尔园区”专案的缘故。成败是形影不离的，它们都不算完美，但至少以崭新的方式去思考城市的前途。第三，需要有省思、发展构想，以及与同侪团体一起演练的教育机会。自1997年以来，阿姆斯特丹暑期学校（the Amsterdam Summer School）便年年举办这类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