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意味着健康检查，为城市把脉，并判断存在哪些问题。结论可能是“这城市有代谢危机，并已达成长容量的上限”。结果这城市无法达成它的目标，称职地扮演角色，彻底发挥潜能，而逐渐会出现机能障碍。鉴于我们的心态，因为无法看出其中的关联，而有“系统崩溃”（system breakdown）的危险。从历史观点来说，城市有机地成长，会满足他人需求并激发其需求，但也有某种程度的自动调节。随着人口成长失控，系统会承受高度压力，导致经济、环境与社会崩溃。在许多城市里有太多人缺乏足够的资源，但犹如恶性肿瘤般，你无法抑制它们的动能。正如贺比?吉拉德特（Herbie Girardet）所指出的，这城市机器的贪婪需求正“开始超越地球的生产力”。吉拉德特主张转向循环性思考，重新联结各城市的输入与输出；这样一来，每项废料输出都会被当作输入再加以利用。倘若资源回收是必要的，而废物是潜在资产，那城市就能提供自身资源，并减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吉拉德特，1992年）。 继诊断之后，我们可以瞧瞧处方。切除是正确的疗法吗？或许该把城市切割为“都市村落”①？还是我们需要药物治疗？我们或许能倡议建立灵敏的资源管理体系、更有效地使用道路、改善设计、控制污染与赋税奖励，但这类因应措施本身无法提供解答。这些城市机能的基本条件虽然举足轻重，但不过是起点而已。可能影响治疗的人性层面，也许有助于人们发挥潜能，或激发既富创意又能持续的构想。从永续的观点来看城市，不仅能从根本上重新界定问题，也提供了可能的对策（请参见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著作，尤其是《优质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1981年）。 丰富的概念 拓展我们对诸如资本、资产、时间、永续性等关键用语的概念，借由将某个领域的有效概念转用到另一个领域，会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城市发展。例如，传统上资本仅用在财务资源方面，与资金流向及现金、珠宝或土地等资产有关。它的价值在于可转换性，因此能靠购买达成目标。我们若视资本为资产的综合体之一，能维持或有助于人的生活，那资本就能转为左右人类生存的更广泛资源基础了。在人类、社会、物质、自然、文化等众多资产中，财务资本不过是其中一项。人类资本包括人的技能、才华与健康；至于社会资本则包括能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并提供非正式安全网的人际网络与关系、团体成员身分，还有彼此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借由促进知识发展与分享，并协助创新，而提高了经济效益。自然资本则包括从水、空气到矿物等资源；而物质资本就是既有的基础设施。文化资本是促使社会凝聚的信念系统，还有文化机构等传播机制。经济形成主要的价值体系，并借由这些用语表达社会或文化议题，赋予它们崭新的正当性与隐喻力。然而，对新思维来说，要量化以这些不同形式资本所表达的质，却是项棘手的任务（伦敦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年出版的“永续性生活指南”〔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有助于加以定义）。
时间似乎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凭借，一连串固定、规律的时间点预示着我们的活动，并赋予它们秩序。然而，我们的时间概念具有文化特殊性，并与经济结构有关。21世纪的时间，与前工业或工业时代的时间不同，而我们视时间为资源的观念也需要调整。在前工业时期，时间随自然运行，基本上是周而复始的。而在工业时期，则是以时钟或火车时刻表来监看时间。为了促进贸易，需要统一时间，并设定时区。工业时间为线性而规律的，并将一切标准化。倘若周期性时钟无法满足工业时期的需求，我们就不该假设，用以满足工业需求所形成的概念，将适用于后工业时期城市生活的千变万化的模式。我们始终需要可靠的节奏，以平衡对弹性的需求，但我们在全球世界中，如何认知并组织时间，却根本还不明朗（请参见1995年《民众季刊》〔Demos Quarterly〕的“时间压缩”〔The Time Squeeze〕）。 标准时间让各时区能实时通信，创造24小时的市场、购物、工作与娱乐休闲。城市生活的各种刺激令人觉得，时间仿佛朝我们排山倒海而来。这种新心灵地理搅得人心惶惶。在紧凑的时间内，有太多信息塞满太小的心灵空间。移动性进一步压缩时间，令我们在肉体上觉得难以调适自身。由于花较少的时间就能抵达，因此遥远的地方反而感觉较近：对伦敦人来说，巴黎就比康沃尔（Cornwall）近。 时间是项经济商品，为了穿越扩张的城市赶去上班，我们承担不起浪费这项资本。此外，它也是如人饮水般私人的东西，并反映出社会上的其他差异，如最贫穷的人却有最多时间可消磨，而较富裕的人却认为，他们没空去享受自身的财富。随着重心由财富转往福祉，能善用时间，而非只是填满时间的能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或许，后工业时代的新节奏会涵盖时间的使用权，还有使用它的相关责任。 永续性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概念，它代表解读这世界的新观点，迫使我们思考传统的影响，并开展了跨世代平衡的概念。这彻底影响了我们对城市发展的概念，并意味着在不损及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下，也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这个概念较丰富，需要超越环保主义，以重新设定心理、经济或文化概念。它该灌输新思维，以确认可永续的创意。 创意概念与永续性或许看似矛盾。永续性在面临外在冲击时，借由强调检验推论与弹性的必要，致力寻求发挥创意。同样的，它也延伸到其他领域：经济永续因应了长期维持收入的需求，或是采取经济发展创举，以解决诸如犯罪、缺乏信心，或是教育设施不足等问题。社会永续需要将社会排斥降至最低，并提高社会公平性，凸显确保当地小区实际参与的需求。至于制度永续，则需要架构得以长期运作。 政治永续虽较少列入考虑，但计划取决于政治承诺，或是对其长期可行性的容忍度。概念永续的重点则在于，需要内外一致以求长期的成功，其中部分有助于赢得政治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达成预期的结果。至于文化永续，则凸显了活动必须考虑文化背景的事实。所谓文化背景，就是透露人们生活模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最后，我们不该忘了感情永续。我们为了可能鲜少察觉的感情理由，而做各式各样的事；例如，教学永续取决于鼓励想入行者，或已入行者正面感觉的程度，以及所获报酬的程度（弗朗西斯?马他拉索〔Francois Matarasso〕已帮忙厘清这点）。令人快乐的并非较高的薪水，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偏好富裕加上消费者保护主义需求的福祉感（请参见阿盖尔〔Argyle〕，1987年）。
丰富的智能 西方社会重视某种形式的智能更甚于其他，尤其是科学－语言；因此，认为只有一种认知智慧形态的信念，已深植各机关团体的结构中。这种线性思考将一切都分解为组件，主张对决策而言，逻辑推理是唯一稳固的基础。于是新知识建立在那种有限的基础上，甚至在本身的内部逻辑中作茧自缚；也因此，组织会自行挑选那些展现出与其有相同思维的人。这种思维的价值常使我们对通过意外关联、同步、弹性等方式运作的其他思维，还有利用它们的人视而不见。 在认清课程多元智能的可行性方面，教育制度的反应始终慢半拍（贾德纳〔Gardner〕，1993年）。与认知－语言技能相较，诸如空间、视觉、音乐、肢体动觉、个人、心理、人际等其他智能依旧遭到忽视。白纸黑字很重要，但还有我们得以利用的大量处女资源。每个目标都有适用的一套智能，若是使用其他智能，便会限制可能性。我们唯有应用不同的理解、观点与解读之钥，才能发挥创意，解决城市的问题。 不同的文化与时期偏好融合某些智能，在工业化时代初期，知识反映出当代的机器形象，并重视机械式学习。工业化较后期与后工业化的社会，则重视逻辑－数学、语言和内省式智能。在创意的时代里，你需要广纳一切形式的智能，把它们当作灵感的泉源，以及表达思想、信息与理论的工具。一幅画可以表达某种思想，一首乐曲或许反映出某种政治情操，而一部电影可能阐释了某种愿景。新的大众传播媒体正迫使我们认清这些智能已扮演的角色，我们该更积极地利用它们。 此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学习的时间与场所。改变的步调已削弱了固定的人生阶段及线性人生发展的观念，只包含教育、工作、退休三个时期的支持性社会与经济架构的人生模式已经消失。如今我们认清了终身学习的必要，学习在不断的循环中进行，以协助我们适应新环境。这挑战了传统教育服务提供者的独占性：学习机会日益多样化，无论在家、在职场、在图书馆、大学，或甚至同时许多地点，都能进行显而易见、意外，但渐趋非正式的学习。 随着更多元文化、族群背景的人开始扮演某种角色，新人才也发挥了作用。供年逾五十者就读，并自给自足的第三龄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便大大挑战了根深蒂固的年龄歧视。尽管退休或许成为较普及的观念，但它是否发展得够长远，足以赋予多元化经验价值？这些人类资源是否遭低估、城市是否无法人尽其才，并是否在日益高龄化的社会制造成本。要证明如何既能重估银发族的价值，又得以扩大我们对年轻人潜能的评估，需要下许多创意工夫。 丰富的传播 了解各类型传播，尤其是叙述与图像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叙述式传播与制造论点有关，它需要时间，并会促进反省。由于它的范畴具探索性，并与批判性思考有关，因此它的“频宽”很广；此外，它在逐步建立了解上，则具有“低密度”性。叙述式传播旨在创造意义。反之，图像传播的“频宽”很窄，并具有全神贯注的目标。由于它寻求将意义塞入紧绷的时间框架中，借由引发象征性行动，让所传达的事物感觉起来很重要，以制造高效果，因此具有“高密度”性。典型的图像式传播，就是慈善团体“行动援助”（Action Aid）的宣传资料，它不是旨在说明某种状况的起因，而只是要立即激发人们以钱财表达的响应。
创意城市创举的挑战在于，要在具图像力的计划中，深植叙述性特质，以及较深刻、较有原则的了解。象征性创举能借由构想与象征的力量，进行大跃进的学习，并避免冗长的阐释性叙述。在这种状况下，富远见的领导人、一流的象征性方案、运动推行者的任务、激进分子，还有冒险分子等，都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例如，总部位于加尔各答的“城市优质生活人民联盟”（PUBLIC），便通过垃圾回收、大众运输、拯救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直接行动，来改善生活环境。 决定为伦敦推出第一位直选市长的创意，就具有重大的图像特质。它不仅象征选出一位全心为城市奉献的领袖，也象征打破传统，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另一个与图像特质有关的创意，就是“共同点”（Common Ground）的构想，他们提议在所有泰晤士河沿岸小区的参与下，为伦敦创作以河为主题的新歌。泰晤士河不仅分隔了，也联系着伦敦人。这类参与活动会改变他们对伦敦的观感，促使人们为文化、政治复兴而彼此相会并联系，为了处理伦敦其他的实质问题奠定基础，则已提高了承诺、市民的骄傲与积极性。芬兰重视光线众所周知，而稍后将详述的“赫尔辛基光之力”（Helsinki Forces of Light）计划（见p.145），便具备类似特质。 同样的，纽约构想出零容忍概念以打击犯罪，也富有图像特质。人人一听就知道，“零”这个字的力量。“零容忍”（zero tolerance）是个复合词，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含意，无须复杂的解释，就知道要期待的是什么：联结“容忍”（tolerance）这个词令人心安。 由于传播需要与地方、传统、特色等联结，因此无论是光线、歌曲，或甚至如“零”这个字，要认清图像激发要素是最困难的。要确认这些激发要素，稍后阐述的文化资源模式将是一个手段。在注意力长短系于显而易见计划的时代里，既要计划内体现富原则的新鲜创意，又要能以图像来传达，对创意城市正是项挑战。就算未受理解并接纳较深奥的原则所影响，图像式传播也可能具危险性，而变成一种操纵与宣传（我要感谢汤姆?柏克〔Tom Burke〕强调这些特质）。 制造合作空间 统合性思考取决于与日俱增的尊重、同理心，还有对共同目标的了解。条条大路通罗马，因此尊重差异与不同的观点，并愿意改变个人心态是必要的。要成为创意城市有许多方法，而经营博物馆、餐厅或网络服务也有不同的方式，或许其中的差异就是一项竞争优势。尊重各种贡献的气氛不仅能促进创意，还能激发最大的潜能。这种氛围制造了对话环境，以及共同行动的空间。然而，那取决于能重视差异，不要求人人都放弃自身的核心价值观；遗憾的是，这并非多数政治辩论的特质。由于受过对话训练的人较容易在这种合作空间运作，因此教导参与技巧应该成为新思维策略的一部分。
尊重不仅促进好奇心与冒险的勇气，也培养出倾向寻求对策，而非问题的态度。例如，在管理与决策中，都未视感情、心理、审美智能为技能；的确，多数经理人甚至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玩意。然而，拥有这些技巧的人往往能使团队运作得更好。真正算数的，就是什么能发挥适当的效果。富创意的批判既能协助检视论据与风险，又能避免因害怕人身攻击所引发的戒心。不过纵使是创意性的批判，也该配合建议性的替代选择。容许尝试并重视其他观点，让人无论在概念或实际上，都得以重新思考并探索，进而催生可能成为主流的实验方案。当对策可能采用各选择的一部分时，便会促使人们摆脱非黑即白的选择。 扩权 新思维需要有一套选择、分辨与判断的系统，但它的根本基础是什么？当然，它是人类共通性中对互相依赖的认知，而这些人普遍居住在城市中。然而，我们从这种对相互依赖的理解中，究竟能获得哪些普遍性与永续的价值观，以提供至少在某段期间内显而易见的寄托？ 这些原则在本质上攸关良心、表达与宗教自由等人权，也就是接受文化的多元性。然而，联合国宪章的模式却无可避免地着重个人，那它如何能帮我们协调城市生活？多数发达社会认定，老、弱、孺等弱势成员有权接受公众援助，并不该受到歧视。这种种权利都延伸至其他领域，例如，有权享受洁净空气与水的概念正在形成。至于若有其他议题被视为权利，是否会影响我们的优先级与决策？我们对权利的理解不时会改变，并总是受利益团体间的政治协商所左右，但这个概念却可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不该认为，权利必然是四海之内皆准：某地的权利在他处可能行不通。城市能赋予市民实权；例如，许多人借由在他处所无法享有的服务标准规范，或是公民宪章（Citizens' Charters），因而获得竞争优势。 新单纯：重视风气 说这世界变得愈来愈复杂是自我应验的老生常谈，但我们能选择究竟要助长那种复杂性，还是按照自己计划、设计，或甚至讨论城市未来的方式，致力朝单纯之路迈进。一旦我们了解了知识经济的准则，它就未必会显得比工业经济来得复杂：接着它令人困惑的细节就会被纳入较明确的模式。同样的，经由媒体与网络提供的大量信息也很复杂，可是一旦过滤、整理之后，就能够厘清并简化。 借由如后现代主义等架构取代坚定的信仰系统，强调相对价值，可能会令我们觉得，除了判断之外，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然而，我们确实会进行价值判断，以引导我们去选择与行动，使复杂的事物令人一目了然。我们偏好某些表达方式、社会目标、生活方式，还有统合与目标概念。重申基本信仰体系，或是通常被称为“新时代”（New Age）的系列信仰，都是使人生变得较容易了解的其他方式。 然而要在不过度简化，或在肤浅的判断下加以单纯化，依旧是可能办到的。由于新思维强调全盘策略，涉及思考截然不同事物的能力，因此正是了解复杂事物的一种方式。这或许意味着结合开放与严格，或是兼顾专注与弹性。借由琢磨根本的逻辑、原则、规范与系统，也能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可理解的要素。我们若坚守价值观，混乱会通过伦理性架构产生重心。而风气的概念则有助于重新营造凝聚力，杰夫?摩根（Geoff Mulgan）便言简意赅地概述了诺曼?史特劳斯（Norman Strauss）有关方面的思想：
所谓风气（ethos）就是结合一套显而易见的原则，以及预定目标所阐述的统一观点。风气是重建凝聚力的工具，而这是任何组织的首要课题。……它需要了解自我与其作业环境。它需要更高层次的技巧，以统合看似矛盾的信息和对立的利益团体。……当有这类风气时，相当容易看出它对新状况的反应。它的反应相当容易预见，而其原则对人人而言都是透明的。……界定风气是政府一项强而有力的工具：是优先级与资源的指南、是凝聚人的共同认知及目标……风气是项决策工具……当新问题出现时，不必从头加以思考。风气是项降低多样性或复杂性的工具……它结合了远见与实际。……有三个层面需要一致……风气、愿景、伦理与转变的后期设定或整体策略；管理、控制、规则、预算、创举和监督的核心策略；常规及重复作业的基本策略（摩根，1995年）。 新城市领导阶层的强烈风气，应着重在城市创意。“城市”这个名词通常与创意无关，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在诸如经济发展、反种族主义等公共目标上应用创意。这精神该深植于地方风气中，与文化及对文化资源潜力的评估一致。这样，风气是既根深蒂固，又具有抱负的。 视领导力为可更新的资源 我们需要视领导力为可更新、可培养的资源。打流程一开始，我们就要认清，界限是模糊的，并承认纵使在自身的专业领域也不是万事通。视这为优点的文化远比其他文化更富弹性、更坦承，也不需要故弄玄虚来运作。因此，合作是必要的。“创造领导文化包含颂扬表现不凡者，以及和他们道别，因此，下台也形成规范的一部分。这是保持长期投入愿景、目标与策略计划的先决条件。……建立了那种领导层的小区会培养公民能力，而这个基础和道路、下水道一样不可或缺。在面临压力时，公民能力会支撑小区，让它采取果敢的行动”（麦克纳提〔McNulty，1996〕）。 去个人化的领导非常重要，因为这确保了那些基本上是策略时机的好点子会成为共同议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的表现。它让好创意有许多父母，并使收养毫无困难。将领导权制度化有助于使它持久，但也涉及精疲力竭、退休，甚至死亡的规划。它意味要有训练新领导人的程序，势必要有让年轻人培养新技能的领导机会，随着小区在新领导阶层的带领下前进，旧领导人被送走，他们的贡献同时被表彰。 身在商业及城市组织、文化与志工机构，或是专业领域的领导人，通常不仅在小区，也在工作上扮演共同的角色。当他们了解，自己无法仅专注于一个问题，而必须因应小区的相关顾虑时，就成了非官方受托人。遗憾的是，在许多状况下，领导人都遴选自古老、传统的权力架构，而这所代表的是以往，而并非未来城市真正的多元性（请参见麦克纳提，1994年）。 重新衡量评估与成功 新思维需要全面重新衡量监视、评估和判断成败的方式。想要确保创意遍及整个计划流程，就必须不断、固定地进行评估。评估不仅促进反省式学习，也不断使思考恢复活力。这是吸收与获取知识、从过去的教训累积经验，并彻底、积极注意现状的能力。为了发挥效率与效益，需要学习兼顾分散、集中或产能的评估，以及分析性与批判性的思考。
成败往往接踵而来，鲜少有计划能全面成功。失败中有成功的种子，反之亦然；而我们能通过不断回馈，从这两种状况中学习。人们认为，他们能靠遵循最佳策略来避免失败，但这往往是未考虑环境背景的草率模仿。谁决定如何评估成败是很重要的，单纯财务计算的限制已变得显而易见。说到在创意城市中，人才是最受重视的资产是一回事，但“会计系统尚未赶上必要的转变脚步；他们依旧只衡量财务资本的运用，而未改为衡量人类资本的累积。在企业财务评量中，不仅考绩与价值等评量可能遭埋没，还可能耗费不成比例的时间及注意力”（萝丝?摩斯－坎特〔Rose Moss-Kanter〕1993年在华盛顿商务劳工部高峰会，就“职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rkplace）所发表的演说）。诸如城市版国民生产总值（GNP）等一般重点指标，重点仿佛放在短期获利，或是城市动能的狭隘定义，而非城市长远的能力，因此是拙劣的城市健康指标。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犹如知名美国民调专家戴维?杨科洛维奇（David Yankelovich）所说的：“第一步就是评估任何能轻易评估的东西，只要行得通倒也好。第二步则是忽略无法评估或赋予任意值的事物。这既造作又具误导性。第三步是假设，无法评估的事物并不具真正的重要性。这是无知的。第四步则是说，无法轻易评量的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简直是找死！” 新思维有什么好处？ 应用这种思维模式拓展了更宽广的可能，也为运用的创意开发了更丰富的资源基础。它让决策者研究、规划，更有机会发掘地方的独特性，而不只是盲人摸象地看问题与机会。利用新思维在组织内外运作，这不仅远比其他方式更有效，也提供了犯错不受责怪的机会。它提供了建设性的作业环境，令人更愿意参与并负责联系更广的组织及居民网。也因此，它使城市更富竞争力。 想象一座城市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暑期学校时，想象出一个听来有如城市乌托邦的地方，满足了我们对城市的多数梦想。我们知道，在汇集一流城市措施的地方，它的确存在，但由于想象的对策不在同一个地方，因此我们无法看到这个乌托邦。反之，拥挤、污染、不安、无情的城市反乌托邦（dystopia）却仿佛近在眼前。 共同的关切 由于各人的年龄、兴趣、背景不同，每个人的乌托邦可能也有差别，但某些方面很可能是不变的，如良好的生活、舒适的住处、有用的设施等。大家日益认识到，我们需要过更能永续的生活。多数人都赞同，城市该有明确的特色与小区感，它们应该与众不同，并忠于自我。我们愿意承认，参与和介入决策会强化动机、承诺及城市自尊；但至今有多少人相信，更公平地分配资源与权力，将减少犯罪和社会压力？而又有谁会反对城市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需要有活力与生命力？
交通活动 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想想城市各地的交通活动。我们与爱车密不可分，便利使人不顾麻烦、花费与污染；而且其他选择似乎差强人意、局限重重，又并不便宜。我们是否能设想一种交通和土地利用方式，以鼓励大家心甘情愿地减少开车？是否有一种方法能使我们愿意为了乐趣，尝试恢复走路或骑自行车，同时让大众运输成为一种乐事，让车辆共乘等“副大众运输工具”（para-transit）成为常态？ 或许在适当结合了政策与行动的前提下，我们能： ◆扩展方便使用的大众运输系统； ◆在白天交通繁忙时段及晚上特定时段提供20小时的服务； ◆在容易步行到达的距离内设置站牌； ◆将住宅区设为交通宁静区，但要逐渐推行至市内所有地区，或是发展“无车通行”住宅区； ◆整合大众运输系统，使人能畅行无阻； ◆提升搭乘火车、公交车、电车与骑自行车等经验的质量，并赋予它们优先通行权，建立提供城市新路线与联结的通勤系统； ◆停车制度以居民及短时间停车者为优先，并逐步缩减位于中心及市内的公共停车场； ◆配合周边停车转乘措施，提供大众运输或自行车等选择； ◆限定除了电车、无轨电车等安静、无污染的大众运输工具之外，让市中心成为行人徒步区；甚至将行人徒步区延伸至丘陵城市； ◆设置无噪声区，尤其在夜间，只准许“静音卡车”通行； ◆将车辆交通转移至主要道路； ◆提供折扣或奖励，例如可能先与公家机关员工商量，让他们放弃停车位，以换取免费大众运输服务，还有如车棚、淋浴等自行车设施； ◆在交通标志上建立计算机化控制系统，以及选择性车辆侦测装置； ◆对那些胆敢超速行驶的人，可以提高罚单金额，以支付大众运输投资。 超越梦想？
这听来有如梦想，很容易提出，但却不可能实现。然而在欧洲各城市，所有的提案都已被视为常识，只是未必全在同一个地方。在巴塞尔、苏黎世、弗莱堡、斯特拉斯堡，这些提案多数已经实现，因此纵使经济已扩张，但个人用车和能源消耗却大幅减少。无论在荷兰的海牙、格罗宁根（Groningen）、代夫特（Delft）与阿姆斯特丹，或是哥本哈根、维也纳、博洛尼亚等地，由于结合公家机关的愿景、创举及一致的目标，加上由压力团体倡导，最后由私人单位支持，类似的创举已然生根。至于抗拒的民意也能成功地加以扭转：到了1987年时，苏黎世有61%居民支持减少车辆的严厉措施。 控制车辆并未使这些地方显得死气沉沉、步调缓慢或索然无味。此一措施并未损及他们丰富的创意，或是城市创意的优势。至少在城市里，汽车这种“伟大的联结者”，终究已限制了人类的沟通和接触；而鼓励走路、邂逅与面对面接触的城市，则增进了创意、财富及健康。 车辆是城市最明显的象征，但我们理想中的现代城市，对节约能源、废气排放等，都有类似充满创意的对策：定期稽核能源；利用动力共生的地区暖气岛；订定收费税率来吓阻浪费的用户；提高节能标准，并补助购买节能装置；促进兴建生态合作住宅。萨尔布鲁根、法兰克福与赫尔辛基等城市，在这些方面都是先锋。 集思广益的创意 超越环境范畴，以创造城市乌托邦的条件如何呢？已有企业在自身营运的社会中承担某些责任，它们： ◆促进种族融合； ◆为街童确认教育和工作机会； ◆为残障者创造工作机会，以促进其独立生活，并改变生活态度； ◆针对难以受雇者进行改善训练、让他们进入当地学校、为他们提供奖学金、监督计划，或是以企业场地作为训练地点； ◆协助失业者在企业的保护伞下设立影子公司； ◆寻求诸如轮调、分担工作等创新方式来避免裁员； ◆促进创举以协助振兴贫民区； ◆联结商业与公平交易策略，以提供制造商公平的买卖机会； ◆进行伦理稽核，也就是年度伦理会计报告。
除了这一切外，还有更多策略已存在于诸如美体店铺（Body Shop）、利惠国际（Levi Strauss）、明尼苏达矿业制造（3M）、丹麦的北日德兰储蓄银行（Sparekassen Nordjylland）、安特卫普的阿勒斯（Ahlers）、荷兰银行（ABN AMRO）、尼可曼（Neckelmann）、万乐（Quelle）、惠普（Hewlett Packard）、麦当劳（McDonalds）、比亚乔（Piaggio）、星巴克（Starbucks）、汤姆逊半导体（Thomson CSF）、金章（Zanussi）、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南岸银行（South Shore Bank）等企业中。此外，它们也是业界中某些最成功的技术、产品的创新者。犹如菲雅特（Fiat）与比雅久前董事长乔万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所说的：“我无法接受一家企业最终的愿景是获利。当然，那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也坚信，产业的角色在于改善社会”（请参见1996年欧洲社会团结商业网络〔European Business Network for Social Cohesion〕）。 通过哪些观点 有各种让新面孔参与规划与决策的独创性创举，使社会永续性得以受惠。在芬兰的基提（Kitee）与赫尔辛基、法国的鲁昂（Rouen）、瑞士的洛迦诺（Locarno）、维也纳的妇女活动城（Frauen Werk Stadt）、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医院（Burgerziekenhuis Hospital）、利物浦的芝麻开门（Open Sesame），或是乌特勒支（Utrecht）的银发族产品卷标上，已有老弱妇孺通过“儿童担任规划员”（Children as Planners）创举等计划，来参与城市规划。借由不同族群的角度来看城市，不仅发挥了授权，也发挥了洞悉不同观点的重要功效。 城市规划主要仍掌握在中年男性手中，而其需求及优先要务等概念，则取决于他们是哪种人。让儿童参与的简单创意措施，不仅使他们为自身环境贡献心力，也培养出市民的荣誉感与自主性。至于采取女性观点，则凸显出传统规划往往忽略的问题，如游戏区、交通可及性、社交空间、注意灯光与安全、公寓内部装潢等。 自灵感中获得文化骄傲 从一次性节庆到经常创造工作机会的组织，文化丰富的地方会从中获得关键多数的文化活动。在城市环境中，建筑会融合新旧，在视觉上并不令人感到突兀。这类以创意为核心的做法加强了认同感、特性与信心。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也为现代目标巩固并调适了一个地方的特性、传统、迷思与历史。它借由认清各社会或文化团体的价值观与规范，而促进文化的永续性。 英国“共同点”的地方特色计划就是个好例子：它包括制作地方教区地图，以在英国六十座城镇重新探索地方，并重新推出“苹果日”（Apple Day）。赫尔辛基的“光之力”（Valon Voimat），则是利用克服黑暗的冬季传统；柏林的多元文化（Multikulti）计划借由强调“三十五种当柏林人的方式”，并通过加强社会凝聚、跨文化与跨世代了解，来设法融合移民团体。博洛尼亚的青少年整体计划，则将原有的青少年俱乐部，转型为创意产业中心，利用艺术来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与就业能力。既具文化敏感度，又富创意手法的建筑计划，其中包括重新设计的巴黎贝聿铭玻璃金字塔、改建亚力山大（Alexandria）的亚力山大图书馆，或是如开普敦的第六区博物馆（District 6 Museum），重新利用浸礼会福音堂，以纪念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当地小区排除万难成为镇区的历史。
天外飞来的创意？ 让我们综观那些听来有如乌托邦的范例。无论你身在何处，似乎只要条件适当，就能凭空制造出英雄：这儿有位企业家、那儿有名市府官员，那边有个母亲因自身经验而采取行动。创意在各行各业中欣欣向荣，几乎某处出现任何城市问题，都会有富创意的对策加以因应。 倘若最棒的策略汇集一地，我们的“梦想城市”或许会实现。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根本问题：假使一个城市能在某领域发展出最佳做法、假使它早已注意到别处有最好的策略，那它为何不能就城市关切的种种，研拟出类似的创意对策？什么阻碍了创意？采取创新对策的阻力在哪儿？它是官僚体制中高压攻势的结果吗？它是否太重视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逻辑，以致本质上就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它与个人有关吗？和组织有关吗？与组织间的互动有关吗？是因为城市只有某种程度的创意吗？然而，为何某些地方要比别处更富创意？什么造就了可能激发，并实现构想的创意氛围？ 从充满可能的多变观点来看城市创意，势必会遭遇横亘在创新前的阻力，也就是根深蒂固的利益、经济、社会、政治力量，食古不化的劣质封闭心态，以及缺乏冒险犯难的文化。因此，市民、计划与城市之间缺乏相互学习，而城市生活的质量也就会每况愈下。 问题的症结在于，城市要如何变得更富创意，并更能创新？它们如何才能实现新构想，并让它切合现实？有哪些先决条件？城市要如何维持创意流程？它们要如何在组织内与组织间，去营造促进共同学习、成长与落实的作业环境？总之，我们如何才能全面在城市生活中实现“创意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