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石鼓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3-02 15:00:59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了如下的形容: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驳漫漶,充满了岁月历史的魅力……

商周时代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后代学者了解上古历史、文字、书法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商代青铜器上铭文较少,而重视外在器型的装饰,常常在器表布满繁复雕饰的兽面纹,也有立体写实的动物造型,像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尊”是祭祀用的盛酒容器,四个角落凸出四个立体羊头,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在制作陶“模”陶“范”与翻铸成青铜的技术过程都繁复精细,是青铜工艺中的极品。

青铜器在西周时代逐渐放弃外在华丽繁复的装饰,礼器外在器表变得朴素单纯,像是台北故宫称为镇馆之宝的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散氏盘”,器表只有简单的环带纹或一圈弦纹,从视觉造型的华丽讲究来看,其实远不如商代青铜器造型的多彩多姿与神秘充满幻想的创造力。

“毛公鼎”、“散氏盘”被称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不是因为青铜工艺之美,而是因为容器内部镌刻有长篇铭文。

“毛公鼎”有五百字铭文,“散氏盘”有三百五十字铭文;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有二百九十个字,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个字,这些西周青铜礼器都是因为长篇铭文而著名。西周以后,文字在历史里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图像,文字成为主导历史的主流符号。

清代金石学的学者收藏青铜器,也以铭文多少判断价值高下,纯粹是为了史料的价值。许多造型特殊,技巧繁难,在青铜艺术上有典范性的商代作品,像“四羊方尊”、“人虎卣”反而被忽略,流入了欧美收藏界。

西周青铜铭文已经具备严格确定的文字结构和书写规格,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书写行气,字与字的方正结构,行路间有阳文线条间隔,书法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

从西周康王时代(公元前一〇〇三年)的“大盂鼎”,到孝王时代(公元前十世纪)的“大克鼎”,到宣王时代(公元前八〇〇年)的“毛公鼎”,三件青铜铭文恰好代表西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书风,也是书法史上所谓“大篆”的典范。

西周的文字不仅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唐代也发现了西周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韩愈的《石鼓歌》是名作,正反映了唐代文人见到石鼓的欣喜若狂。

韩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了如下的形容:“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驳漫漶,对韩愈充满了岁月历史的魅力,相较之下,使他对当时流行的王羲之书体表现了轻微的嘲讽:“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唐代在陕西发现的石鼓文,当时被认为是西周宣王的“猎碣”,也就是赞颂君王行猎的诗歌。只是经过近代学者考证,这位行猎的君王不是周宣王,而是秦文公或秦穆公。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是“大篆”转变为“小篆”的关键,而“小篆”一直被认为是秦的丞相李斯依据西周“大篆”所创立的代表秦代宫廷正体文字的新书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由李斯撰写的“峄山碑”、“泰山刻石”,都是“小篆”典范。“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峄山碑文),线条均匀工整,结构严谨规矩;“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书法也到了全新改革、“壹家天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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