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非常擅长利用宣传来创建个人威望和光环，这让我尤为惊讶。毕加索曾说：“一幅画就靠人来看，而大家看得只是这幅画的传奇。”我得承认自己喜欢他身上的种种矛盾：那个满心里都是乡下迷信的毕加索，那个一掷千金过着波希米亚式浪子生活的毕加索，那个我行我素却又以共产党自居的毕加索。 毕加索不仅于此，远比这些还要深邃。毕加索毕生都在与我们时代最为深刻的战争为敌，最终未捷身死。我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让本书的写作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忽然发现，毕加索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才华绝世的艺术家，也不仅仅是一个非凡的男人那么简单，事实上，毕加索是我们这整个20世纪的写照。毕加索的一生映照、反映、浓缩了我们的这个世纪，连同他画笔下以及生活中的痛苦磨难，毕加索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文化英雄和传奇化身。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渴望超越人类性欲局限的先锋和游吟诗人，毕加索尽情释放性欲的同时又把女人诋毁成不知餍足的魔鬼。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代言人的另一面，毕加索对上帝和神灵也持矛盾态度。他会把宗教推出门外，却又从窗子里看着它回来。他鼓吹无神论的同时又以“受难的基督”自居，并且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中把自己画成“受难的基督”的样子。他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的种种黑暗和丧失人性的事件，这是一个被意识形态笼罩的世纪。毕加索在有生之年以狂热的姿态于1944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才华触及到了人类邪恶以及时代邪恶的深度。就像另一位对时代不满的代言人弗洛伊德一样，毕加索深刻而精确地看见了散落在文明华盖下面饱受折磨的性欲、暴力和痛苦。 毕加索的悲剧就是，在艺术中崇尚毁灭的同时，在生活中也进行无情的毁灭。毕加索恐惧死亡，相信世间本恶，他拿艺术当武器，把一腔怒火和仇恨都发泄在旁人以及油画上面。毕加索说：“一幅好油画，就得有个锋利的刃。”一段好姻缘也是如此。 惟一能够侥幸逃脱这利刃，并且还能延续自己的艺术生涯与人生的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我一开始写作这本书，就要求采访弗朗索瓦丝。她答复我说，并不想再回忆起与毕加索的那一段生活，于是她拒绝了我的采访。两年以后，弗朗索瓦丝和丈夫琼纳斯·索尔克博士（Dr. Jonas Salk）一起来我洛杉矶的家里共度周末。这个周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之旅。弗朗索瓦丝忽然答应服从“内心的召唤”，给我透露了很多当年的事情和想法，这些都是她当年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到的。当年弗朗索瓦丝自己写毕加索的那本书出版时，毕加索还在世，并且她当时觉得孩子们太小，不便透露过多的真相。第二年，我与弗朗索瓦丝在洛杉矶、拉卓拉、纽约和巴黎又畅谈过许多个日夜。弗朗索瓦丝不仅毫无隔阂地给我再现了当年她与毕加索当年的生活，而且还给我看了相关的信件、法院卷宗和照片，这些资料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见识和理解。弗朗索瓦丝让我不要把毕加索给写死了，不要写象征和传奇意义上的毕加索。她让我直接去审视那个作为男人和艺术家的毕加索：“你可不能站在方丈之外给毕加索写传，雅瑞安娜，你得把毕加索写得活灵活现。” 在毕加索的生活中有些关键人物与他关系密切，毕加索和特蕾丝的女儿玛雅·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在伏尔泰站的一所公寓里，玛雅指着刚刚走进客厅的一双儿女说：“这是毕加索家族中我最重视的两个人。”毕加索从来就不愿意见他的孙儿孙女辈。我看着这个场景，不禁感慨万千，毕加索竟然把自己关在这样一个年轻活跃的生活圈子之外，宁愿晚年过着孤寂而绝望的生活。 在离毕加索逝世之地不远的穆更，毕加索生前的女仆、管家和心腹伊内丝就住在这里，她在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服侍着毕加索。之前不管是写信也好，还是打电话也好，伊内丝都没有给我回音。后来我亲自到了她家门口，伊内丝才最终答应给我讲讲那个每年生日给她画像、让她死心塌地的毕加索。听伊内丝沉浸在回忆中讲述着与毕加索的生活，我俩都深深的伤感不已。最后一次见面时，那天晚上伊内丝一直送我到车旁，然后把自己披着的手织披肩披在了我的肩头，她说：“这个时节正是冷的时候，你得披着它抵御夜寒。我自己倒还无所谓。”就从这一举动中，我体验到了她对毕加索的拳拳之心，也理解了毕加索曾经说“我这辈子都欠她”的含义。 |
